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第三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时表示，目前评级系统对宏观经济起到了顺周期作用，不仅造成波动加大，其事后调整的评级也扩大了事态恶化发展，中国应该减少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
从某种程度而言，信用资本的力量早已超越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成为全球资本定价中心。评级机构的信用垄断不仅加剧了全球信用资源在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分配失衡，也成为一次又一次危机隐性推手。
国际评级机构到底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在警示风险，还是在助长风险？这是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多年来，发达国家均享受全球最高的信用评级，因此融资成本和违约成本相当低廉，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债务的过度积累，直至酿成危机。眼下，欧债危机骤然升级，一边是欧洲国家频频救火，另一边是所谓权威的信用评级煽风点火。美国信用资本的绝对垄断，不仅让欧洲在与美国债务资源争夺战中败下阵来，也让全球债权国与债务国的金融失衡变得越来越严重。
近三十年来，信用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本流动、贸易流动、商品流动以及债权债务信贷资源配置的基石。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拥有评价信用资本的资格、拥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信用资本本身更重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信用体系已经成为指引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风向标，而以美国为主导的信用体系更成为全球价值体系的中枢。
美国既是信用评级业的发源地，也是全球信用评级标准的建立者。美国信用评级走过百年历史，从早期的市场选择和先天优势到后来的政府推动，信用评级机构对全球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信用资源占有的失衡，也加剧了信用评级对全球金融资源的垄断。根据美国证监会2008年对NRSROs审查的年度报告，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全球95%的评级业务和全球政府债券市场99%的评级份额，评价的范围上到一国政治经济环境、财政收支、债务状况，下到一个企业的资信和经营业绩，其市场定价功能也影响到全球的债券、信贷、股票、外汇和所有金融的交易价格，并加剧全球债权债务资源配置的失衡。
谁掌控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资金的流向，这样，信用评级就成为推动债务与债权资源配置的原动力。由于发达国家均享受全球最高的信用评级，因此融资成本和违约成本都相当低廉，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债务的过度积累，造就了债券市场的长期牛市。2010年美、欧、英、日四大经济体总债务余额达到84万亿美元，约为其GDP的2.4倍，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拥有全球3A信用评级（欧洲边缘国除外）。
自从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债券发行量占世界比重的32%。而当前美国外债余额已达14.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4%左右。由于美国国债享受全球的金牌评级和“无风险资产”的美誉。近10年来，美国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债务再融资规模平均超过4万亿美元，10年间债务累积将近15万亿美元，信用评级对美国债务增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评级机构也掩盖了真实的债务违约风险。事实上，三大评级机构根本没有将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真实价值及其币值稳定性作为评级标准，而且也没有对债务货币化这种特权方式违约作出客观的评价。正是因为把美国国债当作全球的“无风险资产”，助长了美国债务的过度积累。到底是谁为美国的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可以说，全球贸易顺差国的外汇储备是主要的债务融资来源之一，这对于美元长期实际利率水平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2000年到2008年，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平均下降了40%，美国充分享有了全球低利率的价格红利。
但是，对于债权人而言，各国的主权财富风险随着美国债务风险长期化、债务货币化而同步上升。过去10年间，新兴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1%）增至近6.3万亿美元，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如果以黄金比价来计算，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至今，美元对黄金贬值近100%。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黄金价格涨幅超过6倍，而美元指数贬值超过36%。美国债务海平面的继续升高和美元的不断贬值，让各国真实购买力和主权财富面临着重大损失。而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国家金融安全都被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长期的廉价美元和廉价资本将使得各国在痛苦的失衡中越陷越深。
因此，重建债权债务格局，改变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失衡，除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应打破国际信用评级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