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在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在增值税率不降低、小微企业税收不降的情况下，如果加强现在的税收手段法制化的话，对一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服务业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肯定会倒闭。周天勇还指出，相对广东以及浙江的一些小微企业，特别是温州、台州的制造业，江苏的制造业的生存空间更多一些，其原因就是江苏很多制造业出口业务更多，减掉了一部分增值税。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小微企业为了微薄的利润铤而走险，偷税逃税、不缴纳社保不奇怪。对企业而言，这可能是在经营或倒闭之间的选择。对员工而言，是否要求参加社保，这是在有工作或没工作之间的选择。所以，在现实的市场逻辑之下，社保就成了员工默认放弃的权利。
　　这种应对政策的形式，其本质是出于市场顽强的生命力。很多时候，地方执法部门也乐见其成。一来，是因为地方政府相对更清楚企业的利润状况，了解企业的难处，同时也是出于保护地方GDP增长的目的。而且，少收税总好过没税收。所以，在强大的市场现实前，这种默契就成为一些地方，特别是乡镇地区，员工、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默认的规则，人治智慧就此开拓出一个默契的灰色空间。在不少地方，这已常态化为管理的手段，通过这种执法弹性来管理企业，不查相安无事，想查则必定查个正着。
　　但是，如果仅看到这个灰色空间，而看不到这个灰色空间背后既无奈又强大的社会经济现实，那么，一味强调加强执法，既无基层政府意愿支撑，也将破坏本已脆弱的小微经济生态，所谓加强法制手段，也就变成了披着法制外衣的横征暴敛。
　　这并不是说地方寻租不可管理，也不是说执法的程序正义需要放弃，非得转向非程序化来达成实质正义。要想破解这个难题，需要从源头着手。
　　一个国家的财税政策，应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既保证国家利益，又保证企业的利益和整个经济的活跃。但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已连续18年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基数越来越大、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速不减反增，以GDP两倍以上的速度增长，每年都出现大量超收，并伴随年底突击花钱，进而引起广泛的非议。
　　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过度膨胀将伤及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对经济将产生干扰和破坏。周天勇指出的中小企业困境就是最典型、最突出的一个现象。
　　在这种状况之下，强调对一个90%企业都必须逃避才能生存下去的税制的执行，虽然有着程序正义，但却离实质正义更远。
　　所以，在中国财政收入增长连续超过GDP的情况下，重要的不在于加强税收执法阶段的法制，而在于实施减免税政策。而更重要的，则在于加强税制、社保等政策的确立阶段的程序性，用程序性保证政策的制定能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通过广纳意见来克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官僚主义，达成政策、法规的地区适宜性和行业适应性，最终才能在这种适宜性上建立起强硬性。个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倾听大众的声音，从而更加合理地制定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