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开始回落，从最近几个月看，持续回落态势基本已经确定。但是我们认为，在导致本轮价格上涨的因素一个都没有消除前，就此判断未来价格风险将消除还为时过早。
　　首先，实体领域的流动性充裕状况仍然存在。从货币存量角度，中国实体经济体系显然已是货币深化过度，当前的货币回收压力不在于增速控制，而是降低货币深化指标。然而，金融体系流动性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货币回收造成了很大制约。2011年的货币持续紧缩，给金融领域流动性的冲击，不亚于2008年危机对金融领域的冲击。金融领域流动性再度趋紧，金融机构要求放松货币的呼声日高。货币当局有可能被迫中断货币紧缩行为，再度“放水”。另外，从国际金融环境看，海外货币扩张对国内的货币行为也有影响。
　　货币过多最终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膨胀对价格水平的推动，在实现形式上不会是全面同步推进的，通常表现为某种关键商品供给失调而推动价格水平的全面提升。与经济运转比较协调的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相比，中国的货币扩张对一般价格水平的拉升过程有所不同，西方一般是某种金属属性较强或资本化的重要商品率先上涨，这种商品通常是基础原材料，进而产生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过程。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看到了两种通货膨胀形式在中国上演：粮食和猪肉价格先后充当了推动价格水平的关键商品；国际大宗交易商品价格上涨通过贸易渠道，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经营成本。此外，推动国内物价上涨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转型下的收入政策直接抬高了人工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农副产品供给的高波动性，有可能使食品重新成为价格推手。当前价格下行主要是靠食品类商品价格涨幅的回落，食品价格上涨回落主要在于供给的增加。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副产品的生产和物流体系效率都大幅提高，相关商品供应数量短期大量增加，价格下降。在货币充裕程度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供给的波动很可能再次推动价格暴涨。
　　2010年7月份，受当期恶劣天气的影响，食品价格水平被明显拉高一个台阶，借助于天气带来的供给冲击，粮食率先充当了中国货币投放过量背景下涨价的关键商品。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中国政府采取了行政干预的物价管制手段，食品价格上涨趋势暂时受到压制。但进入2011年后，猪肉价格借助于新的理由（成本上升、“蛛网”式周期供给短缺）再次成为了领涨的关键商品，全社会对价格全面上涨预期形成。
　　从最近10年的经验看，中国食品类项目价格波动幅度是整体项目价格波动幅度的2倍~3倍。自2003年起，中国食品价格的波动开始主导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中国价格体系中食品类项目价格的高波动性来自于工农生产力进步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当这种差距扩大到一定地步时，市场会来一次“出清”行为。中国自2001年“入世”后，市场体系加快完善，生产力进步也加快，这种间歇性的价格差“出清”导致了价格的剧烈波动。在发达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和全面的农副食品扶持措施，保证了食品价格的稳定。在中国现阶段，间隔2年~3年的工农价格“剪刀差”市场“出清”行为，决定了我国食品类价格的高度波动性和间歇性。
　　与此同时，经济转型下的价格长期上涨压力不可忽视。推进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水平，提高了全社会商品生产的成本。但是，“十二五”规划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了具体的量化目标，居民收入增长，从需求角度拉升了价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