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减小海外风险可能导致的外生冲击，人民币基本盯住美元，直到2010年6月份汇改重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8月份，美国预算导致的债务问题爆发，外界纷纷担心欧美债务风险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二次衰退，但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单月升值达0.90%，折年率高达11.36%。
　　9月份，在欧债危机的带动下，欧元走低，海外避险情绪推动美元指数强势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暂回调后，9月份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继续走强。截至9月底，单月升值达0.50%，折年率达到6.17%。在美元走强基础上，人民币走势强劲，政府将汇率作为调控工具的政策意图明显。
　　人民币小幅、稳健升值应重点关注升值预期下的资本流入，因此升值节奏与时机的把握将显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认，升值预期是影响热钱的最大推动力，而海外金融风险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升值预期下的热钱流入压力。数据表明，在金融非稳定时期（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热钱流入压力与海外避险情绪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当海外金融风险加大时，避险情绪上升，热钱流入的压力显著变小　。
　　8月份以来，人民币升值加速与海外金融风险上升，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政府汇率政策审时度势能力的体现。首先，在海外风险显著上升的情况下，敢于采取更加激进的汇率政策，体现政府对人民币升值具有坚定的政策执行意图；其次，外汇占款粗口径分项数据显示，7月份资本净流出超过300亿元人民币，海外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资本流入压力。政府在此时加快汇率升值的步伐，降低了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压力，显示政府对汇率政策实施时点较强的把握能力。
　　目前，调结构与经济增长转型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回落到8%左右的中枢水平。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利用价格水平与名义汇率升值的双渠道，化解了部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必须承认，只要中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劳动力生产率增速高于美国，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就不会改变。在廉价劳动力优势消失、资源税费改革等相关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利用适当通货膨胀化解升值压力的空间越来越小，较为灵活的汇率调整将成为常态。
　　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也将影响中国贸易部门甚至非贸易部门的就业形势。对此，笔者建议，在实施积极的汇率政策的同时，可以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抵消汇率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譬如，给予具有技术创新优势或具备创新性的企业补贴，为其初期的发展提供帮助。这类企业的经济效率高，产品附加值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力大，对中高端技术人员需求大。不但可以从产业以及微观层面助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也有助于改善我国高学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状。
　　其次，积极的税收减免政策也十分必要，甚至包括诸如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等变相减免等相关政策。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较快，具备较大规模的减税的财政基础　。税收的减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抵消升值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影响。
　　毋庸置疑，任何经济改革都存在机会成本，汇率调整亦如此。提高汇率升值空间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匹配程度，可以释放汇率在实体经济中的优化作用，倒逼产业结构的转变，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失衡，解决目前中国高学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提高汇率波动的同时，辅以积极的税收政策，平滑升值带来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促进内需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