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深刻而长久冲击的世界经济，体系、制度、格局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站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迈向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面临着自主和持续稳定发展、实现无危机增长这三大课题。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但也引发了经济对外依赖的问题。中国经济目前的格局是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这种在全球经济中的分工地位，使得中国经济异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在上游，由于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需要从资源国进口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而少数资源国又把持了资源和能源的供给，导致我们在资源能源的价格上受制于人。在下游，我们庞大的生产能力迫切需要美国、欧盟这样的消费者来消化。由于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还主要建立在成本基础上，没有多少差异化，可替代性比较强，因此，在出口中往往受制于国外的进口商。“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59.05%，这在大国发展史上很少见。同时出口又高度依赖外资，去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54.65%。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似乎不高，但如果考虑到可贸易部门的投资、可贸易部门从业人员的消费，这一比例将高很多。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发展模式，还形成了持续且规模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高速扩张，外储快速增长又引发流动性过剩，促发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积极调整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建立起来的依赖外部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为此，需要积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把中国制造的商品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消化，形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大力推动对资源国的出口。这既可以建立中国和资源国之间的双向制衡，又可减少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当然，更要积极培育进口力量，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由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仍处发展中国家之列，而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再有，几十年高增长积累了大量资本，如果没有可持续增长的实体经济，这些资本很可能进入虚拟经济领域，造成严重的泡沫经济。因此，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仍然是我们在未来较长时间必须关注的主题。当然，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非得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不可。
　　从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最关键的要素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判断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经典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这里笔者换种方式来分析，以各要素占全球的比例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的优势资源。1978年，中国GDP占全球1.8%，当时劳动力占全球23%，投资（近似代表资本）占全球1%，研发投入（近似代表技术）占全球0.5%。在那样的要素结构下，中国当时唯一有优势的便是劳动力，因此我们将廉价的劳动力和外国资本、外国技术结合起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08年，中国GDP占全球6.42%，劳动力比例有所下降，为22%，投资占14%，研发投入占5.5%。这组数据清晰地显示出，32年来，资本投入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未来，在这几种要素结构中，投资占全球的比例早已超过GDP占全球的比例，虽然还有空间，但已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超高增长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未来可以依赖的，还在劳动力和技术。但劳动力占全球的比例已经下降，而且最近的数据显示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即将过去。中国的劳动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节制地凝结成廉价商品来使用了。可以转变的一个新的方向，是将劳动力转化成服务，为此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增长对技术的依赖，则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历史上各个大国崛起的历程看，几乎都经历过经济或金融危机，有的甚至因为危机中断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倒在了崛起的道路上。中国的快速崛起撞击着现有的发达国家占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发达国家不会轻易退让，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压制。金融危机是一种很重要的形式，为此，中国不能不高度警惕，危机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最大可能性就是泡沫经济，最可能的爆发点是房地产市场与股市。这是因为，从国际上看，在全球经济循环和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得到根本变革之前，美元的过度发行将会是常态。在外向型经济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大量美元注入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冲击。从国内看，较高的货币化率（我国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2010年达181%）也为泡沫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此，我们必须果断采取措施。
　　笔者在此提出四点：盯住价格、管住货币、守住国门、疏通资本。
　　所有泡沫经济的基础都是过剩的货币。我国当前的基础货币创造主要通过央行购买外汇释放的外汇占款增加的渠道，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带来的多余基础货币，另一方面要通过汇率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等措施，减少顺差和储备积累。在对外金融政策上，尽快建立起完善的资本流动监测和预警体系，积极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法律上为收紧资本项目可兑换留下空间。谨慎推进金融市场开放，该开放大胆开放，该保护的通过法律规范理直气壮保护。历史一再证明，堵不如疏，为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需要设法引导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尤其要实质性放开金融、电信、航空、水务等领域对民间资本的限制。另外，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张而不是价格上升来吸纳多余资本。放宽资本对外投资限制，尤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