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一纸“限购令”袭来，房地产市场为之哗然；在中央政府调控房价屡败屡战后，“有杀错无放过”的限买限卖，终于让处于癫狂状态的房地产市场“镇静”下来。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对此“撒手锏”有颇为中肯的评价：“限购政策是个行政办法，是房价高速上涨，其他手段都用了以后，都起了作用，但还差那么点火候才能把房价抑制住，至少是过高过快上涨的势头给抑制住，最后不得已出了这样一个限购的措施。作为一把剑在悬着，还由监察部和住建部，实行问责。这招真是起了一些作用，不能说是主要作用。”
　　房地产调控之所以屡败屡战，根本原因在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资产泡沫，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调控存在利益冲突。如果说，流动性泛滥是源源不断的“肥皂水”；土地财政就是货真价实的“发泡剂”。如果不是近一年来货币政策逐步“收紧水喉”，不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房价已令地方政府“高处不胜寒”；出于无奈的“限购令”，未必就能起到“一些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部分城市的房价出现停涨或下降，取消“限价令”之议因此又起。姜伟新表示，正在建设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建立起来，就不必再采取行政色彩浓厚的限购办法。至于为何“有信息，不限购”，姜伟新没有解释。合理的推测是：根据住房信息系统，对个人所拥有的住房按套数、面积等实施有区别的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以及有差别的税率。财政部部长助理王保安在同一场合表示，下一阶段将完善税制，加快税收政策的制定，加快推进房产税的实施。
　　如此看来，中央政府在灭火式的“限购令”之后，设法以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正本，实现房地产的清源：在继续实行货币适度从紧的前提下，一方面推进保障房建设，保持一定的住房供应；另一方面通过增加保有住房的税收以抑制房地产投机，同时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从体制和机制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先天不足，尤其是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后，缺乏必要的体制制约，“有形之手”令市场规则缺失、寻租盛行、投机炽热。后天的调控屡败屡战，则源于各级政府之间在土地财政上的博弈始终未能取得平衡，最终只能由更强大的“无形之手”无奈地出手“限购令”。
　　姜伟新坦言，建设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很艰难”，“进展得都不是很顺利”。言下之意，“限购令”在近期内并无取消的可能。其实，任何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最无奈之处是永远赶不上市场的变化。当大中城市的房价掉头向下，购房者持币观望，投机客抛货离场，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就会使“限购令”毫无意义，即使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