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50年中，美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为30％以上；石油主要依靠进口；500强企业有50％的收入来自国际业务；政府债务的50％为外国投资者持有。
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由于贸易自由化，美国每年增加收益1万多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0％以上，平均每个家庭多收入1万美元以上。但是，贸易自由化也有成本，由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每年因此而失去工作的工人约为50万，还有一些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不过，与巨大的收益相比，这些成本是微不足道的。
很明显，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世界息息相关，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依赖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依赖性，他们长期纵容贸易逆差，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外债总额达23万亿美元，并且美国许多债务为外国债权人持有，最大债权人是政府机构，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中东石油生产国。
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储蓄率下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税收制度鼓励跨国公司到国外而不是本国进行投资；金融政策支持过度消费。更严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美元高估，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汇率决定着美国的竞争力；二是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标准普尔下调美国政府信用评级的行为是正确的。
在美国对世界经济依赖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这是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下降到现在的20％，美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更低。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货币，10年前出现的欧元对美元构成了挑战，未来10年人民币也有可能对美元构成新的挑战。
21世纪，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过去曾经是世界经济的领跑者，现在都处在艰难的复苏中。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很明显，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两极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世界。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最近深深地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其实，欧元区作为货币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尽管建立了共同货币和中央银行，但并没有相应的中央财政及其管理机构。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欧元区冲击很大，并且危机后，欧元区国家复苏的进程困难重重。至少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和世界经济都不可能从欧元区得到太大的帮助。
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历了两个
“失去的十年”，经济停滞，通货紧缩，至今未能恢复。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和世界经济也不可能从日本得到太大的帮助。
与欧洲和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过去10年中，它们提供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其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三倍。在未来10年里，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有可能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复苏情况明显好于发达国家，它们的财政情况也好于发达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60％到100％的警戒线，而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或接近200％。
目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包括巴西、中国和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7国集团逐步走向20国集团，在这个更加广泛的架构中，美国和中国形成了非正式的、但事实上的两国集团（G2）。
目前美国经济政策面对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增长迟缓，失业率居高不下，必须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另一方面，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扩大，过去4年中，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占GDP比重达到80％，必须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
如何走出这一两难困境，可能有多种政策选择。但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前提条件都是美国再平衡。过去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房产业，财政赤字，货币扩张。未来短期内，这些因素很难充分发挥作用，要促进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必须增加出口，减少进口，降低贸易逆差。具体讲，未来五年内，要提高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0％提高到2020年的20％，这样可以使美国实际增长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创造300万—400万个就业岗位。
与制造业不同，长期以来，美国的服务业出口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一直保持顺差，尤其是包括律师和会计在内的商业服务业。美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制造业复兴才能使美国经济真正复苏。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只占美国就业的10％，并且50年来一直在减少；服务业提供了就业的25％，并且50年来一直在增加。从长期看，制造业可能会步农业的后尘。100年以前，农业曾占美国经济的50％，而现在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1％。由于服务贸易的数量远远大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也远远高于制造业，因此，未来服务业可能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推动力量，就像100年前制造业取代农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推动力量一样。
为了发展服务贸易，必须关注发展中国家，一是它们的服务业不发达，美国具有比较优势；二是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有利于美国再平衡。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采取行动，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政府并没有把服务贸易放到重要位置上。部分原因在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困难。与制造业不同，制造业是由关税、进出口配额和一些境外措施进行保护的；服务业则主要依靠境内措施进行保护，包括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政策等。
众所周知，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最后却以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德国和日本未能进入国际权力中心。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可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那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快速崛起，他们将如何进入国际权力中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将会因此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近期的演讲，大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