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广受关注：其一，广东东莞政府部门集体办理“月月捐”——绑定一张银行卡，每月固定扣10元以上“捐款”。当地一名干部称，10元标准，并不过分。其二，沈阳、济南、西安等地群众向媒体反映，他们正在读小学的孩子被学校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要缴纳5元会费。
　　针对批评质疑，东莞市民政局表示，“月月捐”可以随时参加随时退出；几个地方的红十字会也强调，中小学生入不入会，完全自愿。然而，在政府部门、学校这种对个人表现颇有压力的场合，即使内心对这种方式并不认同，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几块钱的“小事”公然退出类似的“集体活动”？
　　小事其实不小。“郭美美事件”之后，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公众的慈善热情，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慈善的关注程度则有了极大提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前一些司空见惯的“慈善模式”正在被重新打量，比如对动用权力募捐的反思，比如对善款去向的关切。正如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说，一系列舆论风波引发的思考，让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和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现代社会中如何开展让人民满意的慈善有了相当程度的反思，这对于提高慈善组织规范程度、运作水平是一个促进。
　　近段时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机构推出一系列举措，推进善款使用的公开、透明，力图重塑慈善公信力。然而，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公众善心重聚需要一个过程。在我国慈善运作“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弱”的背景下，如何还原慈善的自愿本质，如何防止“慈善初衷”被随意篡改，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慈善质量，种种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学校，可以号召、鼓励、引导慈善，但是不能将慈善作为一种“义务”去推广。硬性摊派不是慈善，运用权力手段搜集慈善资源必然会破坏慈善生态。把慈善这一社会性的分配机制变成行政摊派、权力统筹，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无形中销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至于那些假借慈善之名去圈钱圈地、牟取私利的行为，就更是与慈善全然无关，体现的只是权力的滥用。
　　正如有专家所分析的，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存在着“三低三高”的局面。“三低”是：整体起点低，慈善组织数量低，捐款数量低。“三高”则是：需求极高，热情极高，开放度极高，而且因为有网络支持，现在已和世界连成了一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使慈善真正植根于社会、依托于普罗大众，离不开慈善环境的培育、慈善文化的涵养、慈善制度的健全。在这方面，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既是对执政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依法行政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