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国内外广泛的反对声浪中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这项法案一旦付诸实施，对蓬勃发展的中美经贸将产生无异于核武器的破坏力量；而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和贸易大国可能面临激烈的经贸对抗，不能不引起各国的严重关注。
其实，美国国会拿人民币滋事本是意料中事，他们不这么干才令人惊奇。就根本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具有内在的强烈动机要对外转嫁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守成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不可避免的疑忌、嫉恨情绪强化了美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挑衅、遏制中国的动机。但这个法案本身就是无视经济现实、与市场走势背道而驰的产物，更关键的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及其变动趋势、中美经贸的密切联系和“恐怖平衡”的现实等等因素进一步决定了这项法案基本上没有可能成为正式法案付诸实施。
根本原因是因为中美已形成了经济上的“恐怖平衡”，而双边综合国力对比及其变动趋势正推动这种“恐怖平衡”向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微调。中国出口贸易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和美国金融市场、美国财政对中国资金的严重依赖，这两个现实几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方打破这个平衡的后果都将是两败俱伤，并祸及全球。而且，中国出口顺差正在显著缩小，中国已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这样的现实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正在减轻；相反，由于次贷危机和接踵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财政对中国资金的依赖性却空前提高。
正因为如此，这项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烈的法案还在酝酿过程中就在美国国内招致了广泛抨击。美国商界自不待言，由于中国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全球产业链条，中美被普遍视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最深入的参与者和最大的受益者，对中美经贸关系和正常秩序的破坏就是对美国企业界的重创；因此，时至今日，90%以上的美国大公司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我们反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定同盟者。在政界，来自白宫和美国众议院的反对同样强烈。奥巴马总统已表示，担心这项法案可能不符合国际条约和义务，而无法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众议院议长博纳称这项法案为“危险的”举动；而按照美国立法程序，参议院通过的法案还需要在众议院表决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然后才能成为正式法律付诸实施。
在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更不可能愿意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爆发毁灭性的全面货币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美两国经济和贸易规模占据了全世界前两名，而且因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带动了其他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原料、能源、设备、中间投入品出口。
不仅如此，即使从美国的立场看，国际市场的走势让这份法案显得相当无理。今年全球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普遍贬值，9月特别是中旬贬值之风尤甚。今年前9个月，除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超过3%以外，另外4个“金砖”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全面显著贬值：俄罗斯卢布贬值4.06%，巴西雷亚尔贬值8.01%，印度卢比贬值8.50%，南非兰特贬值15.70%，其中巴西雷亚尔仅9月一个月就对美元贬值16%，数年来一直努力抑制雷亚尔升值的巴西央行不得不于9月22日宣布出售27.5亿美元货币互换合约以干预雷亚尔贬值趋势。在此背景下，加之外部市场参与者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估计较为严重，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也开始下滑并出现低于在岸市场汇率的倒挂现象，无论是即期汇率还是NDF远期汇率皆然。
在美国政治体制下，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对行政部门和议会的影响力有所不同。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较具全国性质，又必须与外国打交道，因此必须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外国的观点，加之行政部门对政策所负责任相对明确，因此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贸易政策。相反，国会议员当选和连任的首要条件是代表本选区利益，毋庸顾及国家整体利益和外国的观点，且置身国会这一自由论坛的议员们无须为自身错误政策主张承担责任，所以，美国国会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反应比行政部门敏感得多。与相对“见多识广”的行政部门官员相比，美国国会议员显得更内向、保守而缺少国际眼光。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从1995年元旦起正式运行，其实早在1947年哈瓦那会议上就达成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协议，只因美国国会作梗而搁浅。
在美式政治体制下，社会知名度对议员们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任何议员都不能不把吸引“眼球”和筹款并列为最重要的大事，由此往往会有出格表现。我们对这些人的潜在破坏力固然要保持警惕，但也不必过分地为他们做免费广告，那样恰恰正中他们的下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准备好应对预案。正如我们率先承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从不承诺不使用核武器一样；倘若美国某些政治势力绑架他们整个国家轻举妄动首先打破中美经贸“恐怖平衡”，我们也应毅然动用经贸核武器。我们希望与贸易伙伴共同深刻认识打破经贸恐怖平衡的核爆炸式破坏力量，也需要让对方认识到我们有在极端情况下动用经贸核武器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