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如同玩笑一般的示威，如今正从华尔街扩散到全美，甚至全球。与任何抗议不同的是，这些在“自由广场”营地里坚持了近一个月的抗议者们，到现在都无法统一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口号千奇百怪，要么相互矛盾，要么特别不靠谱，有人甚至要求关闭美联储，并废除货币。
　　看上去，占领华尔街的只是一群为了抗议而抗议的游民。其实，风行全美的游行惟一能归纳的并不是利益诉求，而是一种普遍的情绪，一种对金融家以及现有金融体系的幻灭感。如同一间黑暗的屋子，谁也不知道哪个地方错了，但总之黑暗就让人愤怒。
　　正因为有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思辨色彩要大于实际意义。他们的质疑从为什么没工作开始，到华尔街为什么能用1%控制99%，到质问为什么世界会如此，没有诉求的抗议或许更可怕，因为理想主义中存在某种强有力的东西，成为变革最初的摇篮。
　　当然，要回答示威者的为什么是不容易的。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不同，这个问题的指向是系统性的，或说是整个金融“铁幕”。单单指责某一方，肯定有失偏颇。比如，我们指责华尔街的贪婪，但在自由市场体系里，贪婪是经济人的权利，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自利，偏偏华尔街不能？还比如，指责整个金融市场投机泛滥，但在华尔街看来，所谓投机与投资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成王败寇”的结果，成则为投资，败则为投机。屏蔽了投机，何来投资呢？
　　除了参与者，还有监管方。比如政府的一系列的纾困计划，这是目前全球都流行的一种手法。其最大诟病是政府用的是劳苦大众的钱，救的却是身价亿万的银行家，到最后银行家潇洒依然，而失业者遍布街头。但不救又如何？现代经济与金融信贷不可分地缠绕在一起，当华尔街的贪婪伤及自身的时候，它将额外的伤害带给全体国民。这也就是我们常说华尔街的外部性，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被不成比例的放大了，他们用一美元的私人成本，通过杠杆放大，绑架了100美元甚至更高的社会成本，在多数民主决策体系下，不救也得救，没有选择。
　　其实，现有金融体系下的任何一方，都不接受上述的指责，他们都有足够申辩的理由和推脱的借口。这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统一利益诉求的原因，他们似乎找不到指向明确的“敌人”。苦主都没有，何来赔偿呢？示威者只能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既然怎么选择都是错，说明错的就不是选项，而是整个设计出了问题。因此回答占领华尔街示威者的为什么，必须回到金融的本质。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当时的财政部长、美国的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用三只新债券取代了原来战争时期五花八门的战争债，汉密尔顿的目的是利用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让这３只债券成为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是服务于可流动债务的手段和技巧，这也是华尔街最初的使命。
　　但现代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又往前跨了一步。他们追求的不再是可流动的债务，而是可放大的债务。放大本身无错，它本来是流动的“奖励”，前提是先保障流动。但当放大成为了华尔街的目的时，灾难性的后果就出现了。金融的目的被手段取代，不断翻新的衍生手段，将利益相关的金融机构勾结在一起，形成一种金融“铁幕”，或者借此获得的一种“金融特权”。因此也有人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民权向“金权”的挑战。
　　要提出的是，负债并非金融的罪过。相反负债累累的政府，因其自身权力难以扩张，必须一方面依赖债券市场，一方面依赖纳税人，负债的政府、发行债券的市场、偿还债务的纳税人构建了一个相互监督、相互依赖的稳定的宪政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