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央行已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1次，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0.5%，上调利率5次，累计上调1.25个百分点。货币政策连续出手为宏观经济软着陆奠定了基础，但这一轮货币调整存在先天性缺陷——重数量工具轻价格工具，这一状况若不尽快转变，恐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与包括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相比，通过发挥代表资金价格的利率这一市场无形之手的魔力，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数量型工具的弊端有四：其一，无法真实反映市场资金供求情况。粗暴的数量工具犹如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制度，很容易扭曲了正常的供求关系，导致能通过自身优势拿到“粮票”的人可以继续享用低价商品，甚至可以通过倒卖获得额外利益，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人要么把大量精力耗费在排队上，要么通过黑市高价获取粮票。时下数量型调控已造成明显的信贷市场旱涝不均。在利率水平远低于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银行给予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其实是一种变相补贴。利率这一资金价格信号仅在较为自由的民间金融市场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体制内银行借贷系统和体制外民间借贷系统两种系统并存的局面。
　　其二，影响了控制通胀的效果。在负利率情况下，居民为保持手中钞票不贬值有两个选择：一是尽快消费，把手上的钱尽快花出去；二是寻找收益率高于通胀率的投资工具，在股市低迷、房市迷茫的情况下，投资仅剩一个渠道：民间借贷。前者将进一步提高日常消费品价格，后者游离于体制之外存在着巨大风险。对资金需求方来讲，目前民营经济总量已占中国经济的50%，构成CPI指数的主要消费品绝大多数都由中小民营企业生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收缩影响了其扩大再生产，反过来影响日常消费品供给，无法给高烧的CPI降温。这从央行多次收紧货币政策而CPI却屡创新高这一奇特现象可以侧面印证。
　　其三，造成民间信贷泛滥，滋生出地方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之外的第三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民间借贷年利率很多高达30%，50%也不罕见，这些借贷大多用于维持企业及其脆弱的资金链。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民间金融借贷市场已俨然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生态系统，各个民企之间相互担保、相互拆借，一旦一个民企资金链断裂，必然拖倒一整片。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最后可能不得不由当地政府买单。
　　其四，阻碍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一方面处于初创期，愿意承受较高成本的融资但缺乏足够的银行资信记录和抵押物，另一方面则需要足够的资金启动项目，银行在数量型调控下自然会收紧这种项目贷款，稳字当头。在中国创业型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无疑对新兴产业发展形成障碍。
　　利率这一价格型工具能真实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关系，能有效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减少低效率投资，压缩无效需求，扩大企业对消费需求旺盛产业的投资，从而既达到控制通胀之目的，又获得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之效。要解决目前民间借贷泛滥问题，就必须动用利率手段，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而地方平台债务风险则应通过地方政府削减开支等手段解决，以数量工具减轻地方政府负担，是在发出错误信号，仅仅起到延后其爆发之功效，而越延后则风险越大破坏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