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政治环境以及自身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并非国际立法领域的积极分子，对于除联合国外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性组织的活动参与不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一局面已有很大改变，中国现已成为许多国际组织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是领导成员，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令人瞩目，这与中国加入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组织并在其中丰富的法律实践有很大关系。
　　在《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刘敬东先生时，他说，自2001年开始的WTO多哈回合谈判至今仍艰难进行，作为新世纪伊始的第一次多边谈判，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方，中国参加多哈回合谈判意味着中国已从多边贸易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从此次谈判的历程来看，中国对现有多边贸易规则的改善和新规则的制定积极施加影响，谈判中中国的声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纵观多哈回合谈判，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积极参与各项议题的谈判并提出各种方案，特别是在WTO法律规则的制订、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立法领域的传统强势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成功克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保持了经济较快发展，国家整体实力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为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谈判中提升话语权和谈判地位提供了强大基础。
　　此外，中国已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的重要成员和组织者，并与东南亚联盟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是亚太贸易协定(APTA)的成员，该协定是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优惠性贸易协定。
　　截止2009年，中国已完成8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带有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谈判，已与智利、巴基斯坦、新加坡、新西兰、秘鲁达成双边自贸协定，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签署带有自贸性质的经贸安排。
　　为了进一步扩大双边合作，中国已开始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理事会等国家或地区组织进行经贸框架协定谈判，并已启动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湾合作理事会、冰岛、挪威、哥斯达黎加等国家或地区组织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印度、韩国、瑞士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行性研究业已展开。
　　中国在另一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地位亦获大幅提升，根据该组织2010年改革方案，中国占特别提款权份额将升至6.39%，投票权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
　　刘敬东说，中国在国际经济立法中地位的大幅提升是中国成功入世带来的巨大辐射效应，十年来中国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实践所形成的经验、乃至教训为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立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