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这句话用在击鼓传花似的民间高利贷上最合适不过。在央行不断缩紧银根的宏观背景下，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而且，“高利贷”已从发达地区转战到经济落后地区，甚至开始渗透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购买理财产品和发放“委托贷款”的上市公司均逾50家，购买资金额度和累计贷款额度分别超过200亿元和160亿元。有些实体企业，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主业。
　　疯狂的背后，不仅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可能，也在累积着极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曾经有“民营企业之都”的温州，如今已经沦为“借贷之城”，而最近一个月来至少20起以上的借贷人“跑路”事件，则使得这个“借贷之城”的信用体系摇摇欲坠。更令人担忧的是，不仅上市公司，而且银行也置身其中。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表示，目前沿海地区约有3万亿元的银行贷款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这意味着，一旦借钱的企业无法偿还，终将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毁灭性的冲击。
　　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资本的自然属性是逐利的，但是，资本也有其社会属性，即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当资本的逐利性与其社会功能不能和谐共存时，这就涉及资本运动规律与国家责任了。当“高利贷”在市场上狼奔豕突时，国家应遏制资本逐利的魔鬼面，阻止或最大程度地减小高利贷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应怎么遏制畸形的高利贷？通过放开民间金融、利率的市场化，将民间金融放到阳光下来监管，这固然是挽救民间金融的根本之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无所作为，在我看来，应同时将非法放贷牟取暴利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
　　高利贷的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诈骗和非法经营。利率偏低的普通高利贷固然能帮助中小企业或者农民暂渡难关，但利率畸高的畸形高利贷则弊大于利、祸国殃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高利贷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它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日益悲惨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
　　畸形高利贷不仅损害市场秩序，积聚金融风险，还会断送经济发展的成果，阻碍国家的成长和崛起。在现实中，高利贷往往也与黑恶势力紧密相连，因高利贷索债所致的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杀人等，这方面的血泪控诉比比皆是，也因此，高利贷成为诱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正是基于这种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非法放贷牟取暴利的行为入罪有着充分的理由。目前，我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主要体现在民法领域，即在民事诉讼中对于高于银行4倍利息不予支持，这种威慑力显然远远不够；而将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量刑，则较为牵强，甚至得不到检控方的认同，导致许多涉及高利贷的案件不了了之。因此，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放贷牟取暴利罪”，通过以罪治罪的方式，加大对“畸形高利贷”的处罚，提高犯罪成本，预防社会和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