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周五全球股市强劲反弹，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掀起的轩然大波，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已告一段落。尽管未来还不能料定，但市场的过度反应可能不会再现；假如穆迪、惠誉再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的话，市场会习以为常。
　　但事情尚未结束。首先，对标普的质疑就没有完，甚至还演变为法律调查。据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展开对标普的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标普此次评级使用的数学模型，以及标普的哪些员工知道此次下调评级的信息。但这恐怕不是SEC要代表美国政府“报复”标普，而只是一个常规性调查。审查内容前者属于信息披露的格式和来源是否合法，后者是在调查是否有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赢利。任何事关市场波动的分析报告都有可能被SEC审查，何况是掀起这么大风浪的标志性事件？
　　独立评级对于金融市场运行和监管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独立的商业性评级机构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根据自己的专业水准和原则，对任何机构、公司、交易品种和资产价值进行评级。
　　标普评级报告甫出，美国财政部认为它漏算了2万亿美元预算，这可以视为评级观点和方法之争。评级过程中采纳哪些数据、不采纳和如何采纳哪些数据，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未必就是美国财政部对了，标普错了。即使标普的计算有瑕疵，即使惹了大祸——不仅让奥巴马手忙脚乱了，也让市场慌了——也无法惩罚它。
　　尽管标普这次可能是个不顾大局的坏孩子，但评级这种事也不能由SEC或美国财政部来做。假如评级由政府部门来做的话，政府在市场交易之中的监管身份就是双重的，在它实施监管时，所有市场主体的信用级别，就只能按照它的标准来和它辩论。这样一时的坏孩子可能没有了，没有约束的坏政府却会更恶劣地存在。
　　SEC当然可以审查标普评级报告是否合法，但权力也要受到约束。它能以政府执法机构的权威，审查标普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了这次报告进行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但对于评级报告的内容和格式，即进行评级计算的数据模型是否恰当，SEC最多有责任强调某些硬性原则，如真实、全面和透明等，就如同它审查上市公司必须做到合规的信息披露一样，而不能包办如何评级，更不能强制要求标普所做评级分析必须符合美国财政部的评级设想。
　　市场其他反对意见也要一分为二。比如巴菲特认为美国主权债务的信用级别应该是4A，就是利益使然。因为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会导致一系列资产配置和监管要素的变化。最简单的就是，当美国主权债务评级是AAA时，投资其中的金融机构就不需要计提风险拨备；而变成AA+时就需要计提风险拨备。这无疑事关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而巴菲特等投资大鳄旗下有诸多按标普评级标准配置的资产，他当然不希望加大交易成本，在动荡之中调整事关美国主权债务的资产配置。
　　事实上，这次标普事件中市场的动荡不安，与其说是政府信用下降的后果，不如说这是一种必须支付的社会性管理成本，用以约束对政府信用的过度滥用。但效果如何却相当难以判断。标普下调日本国债评级多年，按理说日本发行新国债就应该提高发行利率，而事实却没有。美国国债未来的发行，可能也不会按照它的商业评级那样发行新国债。市场上看上去很独立的意见，虽然有可能暂时约束政府对其信用的过度滥用，却不会撼动政府在市场上总是最大的利益主体，并拥有最大话语权。这如同美国总有唱反调的很强势的媒体，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奥巴马所有政策一样。
　　至于为什么怀疑一下政府信用，市场就产生这么过度的反应，也未必值得过于担心，这是市场习惯盲从造成的。有个名词很形象地称之为羊群心理，这种心理总是希望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权威声音来明显眷顾自己。但现实是，世界上永远没有这样好心的牧羊人，包括政府，包括标普。
　　其实任何权威无论来自哪里，不论是来自政府还是其他机构，当它们的权威地位形成并大到不能倒，都只会格外强调自己的利益，也格外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标普这次的评级报告看上去有不畏强权（如政府）的独立性，但这也不过是标普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和次贷危机中的雷曼兄弟破产前夕，标普给了该公司A+评级一样，只有水平的区别，而没有品质的区别。
　　冷静地看待这次标普事件博弈，可以这么认为，它所揭示的美国主权债务有风险，不过是在重复证明一个常识：什么样的政府都不是全能的；同时也警示，无政府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还需要一个执法的政府出面证明，标普真的没有在故意的口无禁忌中，偷吃了不属于它的糖果，如它曾多次涉嫌给垃圾债券评优良级一样。
　　从这个角度说，标普事件中哪一种权威都有存在的必要，也很重要。但超乎各种权威之上的声音，却只应该有一句话：“让他们为了自己，相互约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