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作用常受限于繁杂的政治决议而显得步履蹒跚；主权国家也往往囿于国内公共意见的偏向而在全球性、地区性问题上变得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在常年冲突或敌对的地区，双方政府间存在的“猜忌和不信任”也阻断了许多可能的对话途径。相反，数量众多的国际NGO、智库却有更宽泛的影响议题和更灵活的运行机制。他们派出“调解员”，游说于各方之间，通过“民间非国家调解机制”，为解决全球冲突贡献了巨大力量。
　　目前，全球有5000多家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其中大多是独立智库。他们不仅关注环保、反贫困、地区发展平衡等全球治理领域，更涉及地区和平、政治调解等全球冲突议题。甚至可以说，智库已在特定国际外交领域成功实现了“民营化”。越来越多国际民间组织、智库参与国际事务的调解：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创立了总部在赫尔辛基的危机管理倡议机构(CMI)；吉米·卡特资助的卡特中心设立了冲突解决项目；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前英国外交官于1999年建立了人道主义对话机构（HD）……
　　从全球趋势看，全球社会“后现代”特征日益展现，国际权力分配出现了新趋势。国际利益纷争复杂化、地区性和局部性冲突频发，国际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特征加深。全球政治、社会议题变得无限细分和复杂，国家权力边界也变得模糊，从而促使政策制定者开始寻求传统体系以外的NGO、独立智库的政策建议和外交努力。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有组织的政策研究、社会参与机构，自身有很强的独立性，并不需要完全依附于政府生存。智库机构介入地区冲突调解有巨大的优势：首先，NGO、智库的独立性使各方可以更好地坐在谈判桌前；其次，独立智库有更多灵活性和创造性，可以引用更好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听取多方意见；再者，国际民间组织拥有监督实施和平协定、协调国际救援的能力；最后，即便智库调解最终失败，也能为其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进一步斡旋保留空间。
　　相比全球智库的繁荣，中国智库的发展严重滞后。独立智库数量稀少，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笔者在今年两会时就呼吁：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更是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而智库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是“软实力”竞争的取胜关键。
　　笔者相信政府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的决心和信心，会迎来一个民间组织蓬勃发展的未来。笔者也再次呼吁政府部门能尽快开放“智库”注册，并呼吁政府尽快为独立智库的生存发展创造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首先，要为智库开放民政注册，并通过一定税收减免政策大力鼓励企业和个人对独立智库的捐助；
　　其次，应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对独立智库给予大力扶持，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咨询机制，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更要鼓励成熟的智库“走出去”，承担更广阔的国际调解等全球事务。
　　笔者希望政府能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妥善、巧妙地利用民间公共外交努力来调解国际和地区事务。相信民间化独立智库的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推动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