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刚履新IMF总裁的拉加德甫一上任就兑现了向中国的允诺，正式提名朱民为IMF副总裁。据IMF副总裁任命流程，若IMF执董会在收到提名通知2个星期内无异议，朱民将于7月26日正式就任IMF副总裁。
　　 拉加德未让朱民出任IMF第一副总裁，而是选择新增一个副总裁岗位为朱民量体定做；但国内似乎并不在意拉加德送来的有“打折扣”之嫌的礼物，而重点渲染朱民将成为1944年以来IMF中首位中国籍副总裁，以及朱民就任彰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然而，把朱民即将在IMF的履新和林毅夫就职世行，解读为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IMF和世行的话语权，明显言过其实。
　　 IMF和世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机构是执董会，且理事会和执董会都基于各国在两大国际组织中的基金份额和股份实行加权投票表决制，IMF总裁和世行行长为行政执行机构。中国派出副总裁、副行长级高管并不必然帮助中国抬高话语权和影响力。
　　 事实上， 2008年5月林毅夫就职世行三年多来之表现，以充足的现实理据告知我们需以平常心待之。如世行对林毅夫的任命主要是基于研究管理型的而非实务行政性的；且任职三年来几乎言必谈中国和中国模式等，反映林毅夫始终未有效实现由中国经济学家向世界经济学家的转型，抑或林毅夫在刻意印烙自身的中国痕迹。这虽主观上有推广中国模式和中国影响力之意愿，但却不免给人以视野的局限和缺乏有效嫁接国际思维传播中国智慧的能力。
　　 目前IMF的三个副总裁分工相对明确，即将接替利普斯基的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将主要负责美洲事务，而筱原尚之则负责亚洲事务，沙菲克负责欧洲事务。
　　 市场预计拉加德可能将安排第四的副总裁朱民负责新兴市场事务。
　　 果真如此则问题不容忽视。即IMF现有的三位副总裁的事务是按地域分配的，如果继续按地域分配，目前IMF缺乏专司非洲事务的副总裁；而若安排朱民负责新兴市场国家事务，很容易会给四位副总裁带来主管事务上的冲突，因为新兴市场国家分布在亚、欧、美、非等不同区域，因此很容易出现四个副总裁职能的交叉，从而导致多龙治水——如俄罗斯既属沙菲克负责又属朱民职责范围，同样印度既由筱原尚之负责又与朱民有关。
　　 不仅如此，当前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在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差距明显，同时内部的利益诉求也相当复杂，甚至存在冲突。若委托朱民作为分管副总裁，应该说对拉加德是一招妙棋：既兑现了对中国的允诺，又无形中把中国推向了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台前，从而向中国传导了压力。殊不知，朱民若在处理新兴市场国家事务上有意或无意地偏向中国，那么势必引发其他新兴经济体对中国的非议，从而激化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矛盾；而若在处理新兴市场国家事务中未能充分协调中国利益，那么同样会引发国内的非议。殊不知，新兴市场国家至今属于一个松散的组织，缺乏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等。
　　 由此可见，中国向IMF派送高管虽提升了形象，但正如诺奖得主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中指出的权利的伸张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影响力的提升给自身所唯一带来的更多的是妥协的义务和让步的自由。因此，若把朱民就任IMF副总裁权作为中国影响力和话语权提升的镜像，那么影响力和话语权将限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选择菜单和选择自由。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长期以来中国拒绝充当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角色参与国际事务之缘由。
　　 当然，卡恩辞职后IMF在新总裁和副总裁竞选和任命上所带有的明显身份竞争和国别利益色彩，以及近年来IMF在主导理念上频繁摇摆的分歧隔阂，正在伤害IMF的公信力和独立性。这使当前的IMF不仅无法提出超然于成员国间矛盾的解决方案，反而正使自身陷入了成员国间复杂的矛盾之中，助长并滋生了各种道德风险。
　　 典型的是IMF在欧债危机上过度迎合欧盟，把本属支付风险的欧债危机作为流动性危机加以解决，并支持欧盟出台限制交易自由的政策，使欧债危机由单行剧本变成风险不断强化的连续剧。显然，在已渐失独立方向和理念的IMF中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给中国带来的或将就是让步的自由。
　　 因此，当前应该尽量对朱民履新IMF副总裁与提高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行必要的切割，以避免过度地在IMF揽权牵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选择自由。同时，朱民等也尽量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避免不加遮掩地宣传中国模式和理念。殊不知，目前中国尚缺乏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经济实力来交换让步自由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