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央行营业管理部日前发布的二季度系列调查报告显示，64.3%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水平“高，难以接受”，较上季上升4.5个百分点；认为当前物价“可以接受”的居民比例为35.3%，较上季下降3.2个百分点。同时，北京市居民对未来通胀预期强烈，超五成的居民认为未来三个月物价“将上升”。
　　居民对物价“高，难以接受”，竟然超过六成，这不仅意味着居民对物价攀升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也说明物价已严重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有消息称，6月份的CPI指数将达到6.2%—6.5%的水平，政府控制物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居高不下的物价，笔者觉得，很有必要站在更加宽泛的视角，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真正成因。一方面过量超发货币，让物价犹如坐上火箭，直线上升。金融海啸之后政府推出四万亿元的投资方案，而政府的配套有16万亿元，总共20万亿元钱只能靠央行投放货币，也就是投放银行信贷。天量般发行货币，会让通胀走完一个圆满周期。
　　同时，税负过高，间接抬高了商品价格。据日前媒体披露的数据，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的2.33倍。我国商品的税负有多重？正如近日一条在网上疯传的微博所描述的：“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四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间接税负过高，不仅让企业不堪重负，也让我国从奢侈品到普通商品，价格变得畸高，甚至部分商品价格还远远高于国外。
　　此外，离谱的物流成本，成为了抬高商品物价的“最后稻草”。有人曾统计过：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即便是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这一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举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知道物流成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比如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鉴于蔬菜价格过高，开始设置运输绿色通道，以山东寿光至北京的运输成本计算，全程免费之后一趟能省路费400多元，平均每斤蔬菜能省五分钱，而节省的成本，绝大部分是过路费。
　　好在国家层面已意识到这个问题，银行职能部门开始紧缩银根，正把天量般的货币往笼子里牵；国家税务总局开始着手研究物流税以及间接税变革；交通部着手公路收费清理……当然，除此之外，国家还应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就业岗位等方面给力，惟有多措并举，才能降服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