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近日就央行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存准率）发表意见，他表示，“这个办法应该适可而止，否则经济就会出现困难。”
　　在存准率提到了21.5%的历史高位之时，存准率还能提多高，是否有一个上限，确实需要作出判断。而这一判断，既涉及技术层面，也涉及宏观层面。从技术层面说，存准率该不该适可而止，涉及到存准率对于治理通胀的作用有多大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说，存准率能不能适可而止，又涉及通胀能否在今年某个时间段得到遏制，从高点回落下来，同时经济增长不致受影响的宏观判断。
　　提高存准率对于治理通胀到底有没有用？货币供应学派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所谓“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减少货币在市场上的发放，即可限制货币泛滥对于物价的推高作用。提高存准率的作用即在于此。每提高0.5个百分点，就可冻结3700亿左右的流动性。此外，从中国经济现实看，提高存准率客观上还有纠偏作用。目前，在资金投放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即该得资金的得不到，资金多的总能得到。这实际上表明的是资金投放的不精确。提高存准率，可以纠正银行资金投放过于青睐大企业的倾向性，避免大企业因为钱多，去经营超出主业的事，抢占其他企业的市场。这在去年央企争当“地王”时表现得尤其突出。
　　尽管有这些益处，但就提高存准率所针对的真正目标通胀而言，今年以来的实践结果表明，效果并不明显：今年1月20日以来已经6次上调存准率，而CPI数据表明，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沉重。5月份5.5%的涨幅再创新高，业内普遍认为，6月份CPI将进一步向6%的台阶攀高。
　　CPI不随存准率起舞，原因何在？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此前为应对金融危机发放的货币量太大，即使通过提高存准率在银行冻结了不少资金，但市场上流动性仍然充沛，仍然可以制造CPI的新高数据。二是由于特殊的经济环境决定了货币供应学派理论在中国失真，目前的通胀不仅是货币过多的原因，不全是货币现象，还有其他非货币的因素。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是第二个原因。有人说，热钱是另一个因素。然而，数据表明，热钱并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境内外流入流出，也就是说，热钱只是通胀的一个小推手。更多的事实，指向的是滞后的机制造成的价格上涨。
　　比如说以不合理的公路超期收费为代表的物流成本上升，比如说农副产品进城必须面对的重重关卡障碍。这些中间加价环节生成的上涨，最终都会反映到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并由消费者全部买单。看清了这一导致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就能理解为什么消费者对于价格上涨的感知总是超过统计数据，就能解释为什么站到历史高位的存准率没有对CPI起到更大的压制作用。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即使上调存准率没有所谓的理论上限，可以无限地调，其对于抑制通胀的作用也是打折的。更何况，上调存准率后，银行也变得没钱了。最近，越来越多的银行放弃原先承诺，加入发债融资的行列，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经济运行的血管，银行如果没钱支持经济，显然将增大中小企业的困境，加大经济滞胀的风险。这也是最近鲁比尼、弗里德曼、索罗斯等认为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凭据所在。事实证明，存准率不是治通胀的万能工具，加息、发行央票同样如此。治理通胀，需要综合应对。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调控工具，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真正要提高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准确性，还需要对经济运行深层的肌理予以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