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卫生下一步应该是包容性发展，政府起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参与，包括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医疗卫生市场，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需求。”在近日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主题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出这样的观点。(4月16日《光明日报》)
　　为什么专门提出“包容性发展”?它或许是有特殊社会涵义的。在当下，一方面是公立医院有发展过度迹象。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陈竺就曾公开指出，公立大医院不能盲目扩张。他说，在新一轮改革中，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不能采取单纯规模扩张的简单外延式发展模式，特别是不符合功能定位的盲目发展，这种盲目发展会造成运营成本大幅增加，给医疗质量和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在另一方面，现时，民营医疗机构的散、小、弱的确是个问题。非公医疗机构如果过于弱小，他们就很难承担在医改中本应承担的功能。卫生部的一份统计数据就显示:2009年，私营医疗机构的数量在中国占比为36.06%，其床位数仅占床位总数的5.19%。
　　这种发展的冰火两重天，恰恰正是缺乏“包容性发展”带来的恶果。对公立医疗机构包容过度，宠爱有加，这是“盲目发展”得以成行的事实基础。但另一方面，却对非公立医疗机构还不够包容，限制过度，管理过度，冷漠过度，造成办医成本畸高，严重刺伤了社会办医的热情。造成民营医院多受政策制约力量弱小的局面。
　　所以，在当下阶段，提出“包容性发展”就被赋予了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为社会办医再松绑。去年年底，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就曾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办医的准入门槛，改善社会资本办医的执业环境，在税收、价格和医保等方面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更公平的待遇。现在的再次重申，就足以鲜明地表达了在这件事情上卫生部的立场与态度。
　　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件事情是，在制度源头上，那些带有歧视性的不包容政策还有哪些？是不是应该尽快废除？为什么优秀的医疗人力资源在社会上流动不起来，令社会办医时常得面临“无米之炊”的局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人事制度对医生管得过死，管得过严。比如，多点执业政策本来被看做医生可以自由流动的标志性文件，但却一直在各地遇冷，极少医生去申请与享受这样的待遇。因为根据很多地方出台的相关规定，医生多点执业须先得到本医院书面同意。还必须明确的另一件事情是，“包容性发展”的执行主体是谁?如果他们并不包容，与卫生部的医改纲领背道而驰，应该怎么办?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明确到具体的细节，缺乏足够的奖惩机制，地方卫生部门的管理就很难真正地扭转方向，很难做到不在管理上歧视非公立医疗机构。
　　激活社会办医，让社会力量办好医，不但可以分担部分医疗需求，缓解“看病难”问题；还可以形成竞争格局，让医疗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压低医疗成本，打破公立医院一枝独秀的局面，令公众就医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不再饱受医疗垄断之害，解决“看病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