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从重点支持国企上市扩展到支持高科技企业（其中大多数为民企）上市，从发展路径上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在的趋势是过度强调“高科技”企业上市，这就可能产生偏颇。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世界企业发展史和科技发展史，就可以知道，推动企业在商业竞争中成功的关键，主要不是对“高科技”的追求，而往往是对“低科技”的整合运用。有深入研究表明，企业成功的60%以上是依赖“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不是依赖“科技”创新。
　　举远一点的例子来说，福特汽车在20世纪初的大举成功，靠的就不是高科技生产技术。当时福特的汽车生产技术，在当时的几千家汽车厂中属于中等水平。福特的成功在于两点：一是准确的市场定位，即把目标客户群定位于农民和蓝领工人；二是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以及极其简约的汽车结构设计。
　　个人电脑对大型主机的商业成功也是低科技对高科技的成功。
　　微软对当时其他软件厂商的成功也是低科技对高科技的成功。微软当时在视窗中每个基本构件的科技水平都不如对应的专业化发展的竞争对手，但微软的长处是“整合”，使整合后的软件系统更方便使用。
　　英特尔的成功也不是完全基于“高科技”。据其总裁葛鲁夫讲，英特尔当时在技术上已明显落后于日本企业。英特尔的成功在于一次又一次成功进行了商业转型。
　　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到目前为止仍然被奉为“高科技”的典范，但在商业上是一次惨败。
　　这样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对“高科技”的崇尚很容易被“标签化”，被“概念化”。例如，通过对“高新园区”范围内的“高新企业认证”方式筛选候选上市企业，很可能导致大量以“高新企业”名义的“整容”企业上市，会造成金融资源浪费。
　　其实，从我国自下而上生长的“草根经济”的角度来观察，总能看到星星点点的“低科技”创新，而这些所谓“低科技”创新，一旦推广，对国民经济可能有明显的潜在效益。
　　例1，我国有一位农学家历时数十年研究筛选出一种草。这种草可以种植在沙漠地区。不但可以防沙固沙，而且该草收割后还可以提炼燃料油。其每亩热值要高于同样在一亩好地种植玉米得到的燃料的热值。
　　另外，我国已经有环保人士在沙漠地区试验用当地沙化植物固沙并并网发电，已经取得初步商业化成功。
　　例2，我国北京郊区有一农民，开发出一种温室大棚的控温装置，成本只有数十元，可节省温室燃料消耗10%左右。
　　例3，我国有一厨师，发明了一种灶具点火开关，成本只有几十元，但可节省燃料10%以上，试用后的单位都赞不绝口。
　　例4，我国某机构制造了一种新型“燃料棒”，是用废弃的枯枝败叶加工而成。其热值高于最好的无烟煤，而且无烟、便宜。
　　例5，我国某企业发明了一种耐用塑料沼气池，卖价仅数千元，明显低于传统的砖混水泥沼气池，而且出气量高、易维护、彻底解决了砖混水泥沼气池的严重污染问题。这种沼气池即使在严寒的东北地区冬季也能使用，性能和价格都明显优于传统的沼气池技术。
　　例6，上海有一家典当行，在业务发展中把生意逐步转为98%以上对小企业典当贷款，专一为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他们做到了对小企业典当融资的“死当率”大约只有1%左右，因此经济效益极好。这难道不是非常有意义的金融创新？为什么一说金融创新就只会学美国搞什么金融衍生品？由于现在规定典当行只能用资本金放款，因此该典当行的发展就受制于资本金规模。
　　例7，北京某垃圾处理场的“微生物泔水处理”技术，能在6-8小时之内，把泔水处理加工成有机饲料和有机肥。
　　例8，山东某市农民发展出“秸秆种菜”技术（生物发酵技术）。这类蔬菜大棚的产量能提高20%以上，而且更加节省燃料，减少化肥用量。
　　再从国外的例子看，印度塔塔集团推出一款低价饮水过滤器，可过滤各种致病病菌，以保证印度贫困农民能喝上干净饮用水。该过滤器仅售1000卢比（约合21.5美元），足可供五口之家使用200天。
　　我们注意到，塔塔集团推出过针对印度农村地区电力不稳的低价冰箱，推出过针对印度农村贫困儿童的低价互联网电脑，推出过针对印度道路状况的低价汽车，等等。
　　想想我国还有数亿农村人口得不到清洁饮用水，但为什么没有企业开发这种“低科技”但市场广阔意义重大的产品？想想我国在“家电下乡”活动时媒体曝光有多少不良厂家借机向农村倾销劣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