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到底是首都。在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把“降房价”目标搞成“涨房价”目标的时候，北京保持了“光荣的孤立”，提出“降房价”目标——虽然究竟降多少北京也没敢说。也就是北京，挪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身上，在大家都提“涨”的时候，你提“降”，将把大家置于何地？多一分良知，多一分政治觉悟，多一分担当，北京不愧是“首善之区” 。
　　如果都提“涨价”目标，公众除了表达满腹的失望，也没什么好说的；现在是“一降对众涨”，“北京对全国”，矛盾鲜明而突出，更加刺激公众的神经。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你们（房地产商）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北京的“光荣孤立”给我们提出另一个问题：在调控房价的问题上，地方政府是否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中央挑了3副担子：减缓民生痛苦、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维持地方政府的必要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也挑了上面3副担子——不过顺序倒过来了：维持地方政府的必要财政收入、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减缓民生痛苦。这就是中央和地方，北京和全国在地产调控问题上认识和态度有所差别的根本原因。
　　降低房价等于从地方财政身上剜肉，必然有一番或明或暗、或软或硬的抵抗，让他们如何流淌“道德的血液”？地方政府也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地方有一堆事权，却没有相应的财权，让我们怎么办！
　　这就涉及政府职能和行政费用问题了。中国地方政府不仅要提供公共服务，还负有主导当地经济发展之职能，有“收钱”和投资的权力和使命。至于收上钱后，多大比例用于经济发展，多大比例用于支付行政费用，这就“灵活掌握”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地方政府仍然需要筹集一大笔资金投入生产经营。而行政费用应该是可控的，并且应该逐步降低。但各级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公务员在“行政”？他们的收入如何？他们在“行政”时产生了多大的费用？哪些费用是“必须的”，哪些资金是浪费的？我们并不清楚。公共服务、发展经济、行政费用，这3笔钱搅和在一起，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面临压缩开支的要求时，能祭出“我收钱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公共服务”的大旗来抵抗，让中央和公众毫无脾气。
　　所以，房地产调控在地方政府环节受到抵抗，本质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府职能问题，是有限行政和约束行政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的私利蔓延，有100条经济层面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地方政府会有101条对策在等着。不信我们就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