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本次通胀的形成机理看，其主要原因和几大政策叠加有关。这些政策分别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紧缩性的产业政策和劳动政策、再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以上政策的叠加在一起，在导致境外套利资本大量流入的同时，又迫使沉淀在产业领域的固定资本纷纷变现。结果，在外生性货币供给和内生性货币供给双双增加的推动下，使得一般物价水平不断走高。
　　由此可见，本次通货膨胀与消费需求基本上没有关系。事实也告诉我们，居民消费的增长远比GDP增长和物价上涨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消费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也一直徘徊不前，甚至还有逐渐下滑的趋势。所以，本次通胀不属于需求拉动型的。
　　在搞清楚本次通货膨胀危机的形成机理后，再来讨论如何治理的问题就要容易得多了。就本次通货膨胀主要是由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及紧缩性的产业政策和劳动政策、再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致，那么为治理这样的通货膨胀，我们就应该选择与之不同的经济政策来与目前仍然处在高位的通货膨胀作斗争。
　　具体说来：首先需要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并尽可能控制与美元的利率平价，以阻止境外套利资本的流入，因为这是可以做到的，而其他诸如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价格、阻止输入性通货膨胀等目标则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
　　事实已经证明，人民币对内加息并未实现减少货币供应量的政策目标，人民币对外升值也不能起到抑制价格水平上涨、阻止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作用，人民币升值30%，中国进口的原材料却上涨了300%以上，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国所面对的进口市场大都属于卖方垄断市场，中国根本不可能通过人民升值来获得低廉的进口品（主要是资源品）。
　　其次，是要继续鼓励产业投资，以便让“飞起来”的货币重新沉淀到实际经济中去，这样既可减少内生性货币的供给，又可增加商品的供给总量，从而是有利于物价回归平稳的。
　　从长远来看，实施扩张的产业政策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只要就业增加了，工资就会趋于上涨，国内市场才能得到有效开发，只要政府能够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鼓励企业家精神，那么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中国的企业家是有可能找到出清所谓“过剩产能”、寻找到替代稀缺资源的市场与途径的。
　　再次是要放宽劳动政策，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动机不错，但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否则就会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与其对劳动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不如增加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的投入。
　　此外，在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时候，与其补贴农民种地，还不如补贴农民进城打工，这是因为农业部门只要未进行现代化改造，就必定属于报酬递减的部门，而城市工业部们却是属于报酬递增的部门，所以补贴农民进城打工实际上是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只要我们坚持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走，农村劳动沿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路径走，那么就是对于扩张性产业政策的最为有利的支持。
　　最后，财政也要适当调整，扩张财政导致的经济后果已经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当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转变成为政府主导的，其后果必定导致对市场的替代，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吻合的。一旦没有了市场，当然也就没有了企业家，这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
　　此外，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定是以高税收为代价的，这对于激励产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已经到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时候了。财政平稳，货币就会平稳，物价和经济增长也才能够走向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