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眼下都饱受劳工问题的困扰。不过，就表面上来看，两国所面临的“困境”可谓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在中国，问题被归结为“用工荒”。春节后，作为中国传统制造业基地的沿海各省市突然发现，往年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竟都消失了。尽管沿海地区的用人单位已将工资提升了“一大截”，依然乏人问津。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或许证实了此前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或“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的预言。但在沿海一些地方政府和媒体眼中，更习惯于将问题归咎于中西部地区正在“截留”劳动力。很明显，这些地方政府和媒体在心态上还难以接受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的现实。可地区间的要素竞争并不永远垂青于哪一方。在沿海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和中西部地区大力招商引资的双重因素下，以往集中在沿海的制造业巨头将工厂迁到中西部地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或许这一过程需要经历数年。虽然中西部绝对工资水平略低于沿海，但因生活成本较低，有更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也都是个人效用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恰是沿海地区无法提供的。
　　面对中西部的后来居上，东部沿海制造企业陷入了“两难”：工资不提高到一定程度难以吸引足够的熟练工人；但工资提高过快，企业则将无利可图。
　　与中国不同，美国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找工作的人太多、企业能提供的岗位太少。此时此刻，全美有1400万人在排队找工作，而同期企业开放的工作机会仅有300万个。美国经济基本面确实正在复苏，去年平均增速为2.6%，美联储预测今年增速更有可能达3.9%。但美国劳工部统计显示，今年1月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
　　理论上可以将失业区分为经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季节性失业等几种类型。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都在激烈争论：一次美国的“无就业复苏”，到底属于那一类？从市场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低于当前失业总人数的事实来看，周期性失业的观点颇占上风。此外，结构性失业的观点之所以不受欢迎，还在于这种失业理论认为，一些人之所以会失业，是因为他们的陈旧技能和学习能力无法跟上新兴产业的变化。这在情感上让人难以接受。
　　如何理解美国经济复苏与失业率居高难下这对矛盾呢？就业复苏具有相对滞后性或许是不错的理由。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劳动力市场通常要等经济复苏一段时间后才会重现活力。许多人喜欢引用的例子是，在2001年新经济泡沫危机中，尽管衰退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但失业率直到2004年才降至5.5%以下。而对于最近这次危机，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权威界定，早在2009年6月美国经济就已走出了衰退，但鉴于这是二战迄今最为严重的一次，世人对于美国失业率的回落自然也应当抱以更大耐心。也许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言，就业市场回归正常状态仍需数年。
　　然而，这一切仍不过只是表象。世人需要弄明白的恰恰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何美国就业复苏会滞后那么长时间？或者再具体一点：为何在美联储“零利率+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和全民减税的双重刺激下，美国企业家对于投资前景依然顾虑重重，而消费者也始终不敢敞开腰包呢？
　　归根到底，这还是个结构问题。只不过，这不单纯指某个落后产业与新兴产业此消彼长所带来的就业冲突；而是人们对于未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不确定和迷惘。无论是2001年的危机，还是2007年的危机，本质上都是对原有增长模式的彻底否定。2001年新经济神话破灭，人们不再相信靠虚拟的互联网童话就可创造财富，美国人找到了新的增长模式，即在持续低利率政策环境下，以房地产为支撑的资产证券化和个人过度消费。当然，事实很快证明了这是个“错误的繁荣”。
　　如今，一方面，美国人不愿再回到旧模式，在同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两次；另一方面，他们对新增长模式却完全没有方向。显然，只有尽快找到可信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才是撬动投资和消费的那根杠杆。奥巴马曾试图以“绿色经济”概念作为新增长点，但前提是，除非国际油价涨到动摇美国经济的程度，这一设想才有实现的可能。
　　同样，在中国沿海地区“用工荒”的背后，也可以用类似的逻辑来解释。一些沿海地区之所以会陷入“两难”，无非是因为他们在传统比较优势已逐渐丧失后，依然不肯接受现实，逐步退出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全心全意向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而是希望以几百元到一千元的工资增幅来继续吸引廉价劳动力。目前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仍占了相当高比重。这种产业结构定位上进退失据，不但无法留住农民工，也难以真正重视高端人才，最终只能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就此意义上说，人民币保持渐进升值趋势和劳动力成本的适度上涨，不啻推动沿海地区主动求变的外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