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政策在当代的经济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便在极度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上世纪80到90年代，也没有人能否定这一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具体的经济领域，人们再次质疑市场的作用，转而强调政府及监管的作用。
　　我们必须肯定，在处理危机的关键时刻，政府政策的确发挥了市场所无法发挥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正像市场不是万能的一样，政府更不是万能的。而实际上，政府持续不断实施的各种经济政策越来越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策目标越来越复杂。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一定时期的政策目标是简单的，要么是增长和就业，或者是通货膨胀。但从自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很多政府和中央银行面临着多重的政策目标。一些国家同时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双重风险，比如英国，去年第四季度GDP下降0.5%，但CPI按年计算已经达到4.0%；一些新兴市场中国家，一方面希望刺激内需，一方面又担心通货膨胀。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如果进一步实施宽松刺激政策，通货膨胀风险加剧；如果转向紧缩，出口和就业压力增加，同时短线热钱可能进一步流入；全球范围内，各国的政策协调难度就更大。当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尚未见效的时候，一些增长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倾向于紧缩。
　　第二：许多在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很难重复实施或长时间持续。最典型的例子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大量发行国债，一方面美联储在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除了等同印钞票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多亏了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就是说，除了美联储在购买美国国债之外，亚洲中央银行，石油美元和全球的外汇储备投资者也在购买。这种加速增长的美国国债并没有实体经济中财富的增加做支持，相反，它导致投资者现有的财富不断稀释。美国政府今天举债，明天还债的方法将是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有话语权的国际投资者绝对不接受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
　　第三：后危机时代市场和政府的职能范围如何定位。
　　哪些职能应该交还给市场？哪些职能应该有政府取代？这也是很多政府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实际上，像美国这样传统上崇尚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市场作用的基本认同仍然没有改变。市场专业人员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尽早地退出。人们的分歧只是在于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实施监管？比如，对于对冲基金要不要进行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的杠杆化要不要实施限制和监管？等等。美国财政部已经卖掉了金融危机时入股的花旗银行股份，因为花旗银行不应该成为“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美国财政也会卖掉目前持有的通用汽车的股份，因为汽车制造和销售不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职责。
　　问题更大的是一些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的国家，是应该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还是重新定位市场和政府的职能？这种从新定位会不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增加政府的职能会不会牺牲效率？扩大政府职能一定能规避未来的金融风险吗？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政策已经面临着困境，很多政府已经进退两难，有时候甚至是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这种情况不断重复，使得政策的效果越来越差，政策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政策实施的成本越来越高。
　　如果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政府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有限，那么未来的发展或许有以下几种可能：乐观的结果是经济理论出现重大的突破，发现新的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历史证明，在社会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激发理论的革命，凯恩斯理论解决了大萧条，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结束了高通胀，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使市场再次释放出活力，经济理论的再次突破会帮助摆脱目前的困境。悲观的结果是经济再次恶化下去，直到有经济体、国家、或投资者以巨大的亏损买单结账。而中国未来的出路，一定是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深化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