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人类似乎总能从危机中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美国大萧条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改变了传统的以“雁阵模式”为特征的东亚区域分工格局，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必将对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路径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达沃斯论坛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瞩目的主角，这种受关注程度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全新的形势。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全球经济与贸易重心正在由西向东发生转移。特别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升高。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2010年OECD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2.8%，相比之下，2010年亚洲经济（不包括日本）的平均增速可以达到8.2%至9.4%，相当于OECD国家的3倍，亚太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新兴经济体对欧美经济依赖度下降，对内需求依存度开始上升，而中国更是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扮演着向全球输出总需求的重要角色。
尽管世界各国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不可持续，但调整的步伐却异常艰难，全球经济失衡深层次矛盾的解决，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分工体系正面临着利益分配巨大不平衡的困扰。一方面，一些以借贷推动发展、消费促进繁荣的发达经济体，在超前消费的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资本透支，产业掏空。另一方面，以发展制造业、通过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亚洲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上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背上了贸易盈余带来的资本包袱，使自己的经济积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债务所累。
二是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日趋严重。现在制造业中心已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
三是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布的失衡。截至2009年底，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其中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2个是发达经济体。
与此相对应，2009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家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更直白一点讲，全球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失衡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表现。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压力。对美国而言，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首先，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巨大财政资金的支持，而目前美国国债超过14万亿美元，即使有再好的改革方案和调整构想，也会因缺乏充足的财政支持而难以实施。其次，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传统制造业重组缺乏竞争优势，“再工业化”进程将步履蹒跚。此外，扩大出口前景也充满不确定性。而同样饱受高债务、高失业率困扰的日本、欧洲经济体，改变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大幅增加研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很快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并非易事。
而世界经济的另一端，面对全球需求结构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发展中国家既要着力扩大内需市场，又要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和争取新兴产业市场空间，调整压力明显加大，从而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阵痛。据IMF预测，预计在后危机时代贸易盈余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维持在低位，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将可能会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趋势进一步强化的重大考验。
尽管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艰难，但各国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将来自于新兴产业，而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的较量。因此，美、日、欧分别推出了各自的国家创新战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以“赢得未来”为主题2011年国情咨文，要从创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三大超越”，并呼吁美国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日本2010年发布“新成长战略”报告、欧盟和各成员推出的“欧盟2020战略”，都致力于重塑创新优势。
“十二五”期间，中国也将经济转型的最大突破口放在了建立新的产业体系上，要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产业持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大发展。
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挑战又将到来。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世界经济还将面临怎样的成长性考验，世界经济格局都在发生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