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的路径解决“住、行、学”等供给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城镇化的建设过程。如果说1950-2000年的50年间中国主要是通过工业化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在此后的时间内，在积极推进“住、行、学”短缺格局改变的过程中，中国将更多地通过城镇化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经济中的技术升级、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增加了城镇化的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将此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表述为：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以城镇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经济的发展将以推进城镇经济发展为取向并根据城镇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展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它不应当也不可能在经济低增长(或经济增长率大幅降低)的条件下展开，由此，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经济增长的空间在本质上是由什么决定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因集中于供给角度，通过生产函数分析，强调的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因素的作用。这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有意义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有缺陷的。对任何一种的产品生产(从而，由所有产品生产所构成的一国生产能力)来说，制约生产潜力(从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大小的因素，不仅在于生产能力(它由一定价格水平条件下资本、劳动和技术所形成的生产可能性决定)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产品的需求能力方面。如果说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吃、穿、用”拉动的话，那么，在今后的30-50年间，“住、行、学”短缺状况的解决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持久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
解决“住、行、学”的短缺，既是城镇化的内容，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动力，还是带动工业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工业化有着独自的经济结构，城镇化也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二者虽有关联，但不可相互替代，可选择的对策是互补互动。如果说在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化推进的话，那么，2003年以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就越来越大了(在近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涉及城镇化的投资占比达到了50%左右)。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仅仅以工业化要求为标准，还必须以城镇化要求为标准和内容。只有通过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的相得益彰机制，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地较快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和全面小康。
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差异甚大，城镇化将在五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通过20年左右的发展，这些城市的基本定位将是全球性城市；第二层面为南京、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广州、深圳等珠三角中心城市，天津等渤海湾中心城市，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城市通过发展将成为以区域性为主要特点的大型中心城市；第三层面为各省、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它们在发展中将形成辐射本省区并对周边省区有重要影响的中心城市；第四层面为各省区辖内的非首府城市，它们将发展成为本地市的经济中心；第五层面为各县镇乡，它们是城镇化的基础性层面，对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五个层面中，对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和东部的一部分地区而言，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将以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它们来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对东部地区的主要中心城市而言，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诸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城市将逐步地以教育经济、文化(包括影视、娱乐等)经济、医疗保健经济、养老经济、旅游经济、总部经济、设计研发经济、房地产经济、物流航运经济、金融经济、商业经济和会展经济等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经济结构也将依此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将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等为中心的区域性都市经济圈。
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带动着上百个产业部门几万种产品，因此，具有主导性地位。城镇化中的主要新产业集中于第三产业部门，具有低碳、低能耗等特点，这对于改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又是民生工程，既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的安居、就业，提高他们生活质量、健康水平与文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