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后国内市场上出现的伊拉克蜜枣，是政府动用外汇进口，以每斤5元人民币之价出售的。那时5块钱差不多是城镇职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属于高价。可以敞开供应，不需要任何票证。类似还有20元钱一斤的奶糖，以及更贵的精美点心。这里有一些大背景：第一，“大跃进”后，国家财政连续四年出现亏空；第二，以当时的办法，由人民银行多印了六七十亿票子弥补财政赤字；第三，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发出的票子多，结果物价上涨，市场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国家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
“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以今天国民经济规模看，60亿元人民币的事，不过小菜一碟。但当年全部流通中的货币也不过130亿元，伊拉克蜜枣、糖果点心等高价食品，就“一下子回收了”年度货币流通量的一小半。
更值得今天借鉴的，是对付通胀也要讲价格机制。归根到底，通货膨胀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短期应对之道，惟有把过量的票子收回，才能做到物价稳定。这里价格机制的含义，是供求定价、随行就市，政府既不刻意限价，也不人为限量。反正以当时的市场形势，只要能买到食品，就算价格贵些，对一些居民来说也比啥也买不到强。市场有人问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国家“一下子收回”了过量货币，稳住了物价。
而放开价格的伊拉克蜜枣、高级糖果这些商品，并不是每个居民家庭非消费不可的必需品。这类商品低收入家庭无力光顾，价格再高也“杀”不到他们头上。能出价、肯出价的，收入水平一般不低。由此看出，当年的决策也有收入分配的考虑。这里的启发是，通货膨胀是一道税。既然是税，抽谁不抽谁的，大有讲究。谁多买，谁就多交了通胀税。打的愿打、挨的愿挨，是经济学上“帕累托改善”的理想境界。
今天情况大不相同，市场规模、货币规模及流通中超量货币的规模，绝非50年前的中国可以想象。在通胀当头、民怨四起的情况下，“价格全放开”就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退而求其次，政府只干预部分商品和市场的价格和交易，而对其他商品和市场交易，则取开放的态度。那么，究竟选哪些商品和市场开放，才能兼顾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收到治理通胀的较好效果呢？
我的首选，还是进口消费品。阿里巴巴的网商们把境外代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回头理解，还是市场中人对国内外商品的比价变动更敏感。当商人们发现，一件又一件境外的商品之价明显便宜过国内的时候，他们往国内市场“倒”这些商品的“宏观合理性”，就变得不容置疑。
不是说“刺激内需”吗？扩大消费品进口刺激的正是国内消费。不是说“提高居民收入”吗？让居民买得境外物美价廉之物，那名义薪资就是不涨，人们实际收入也会增加。不是说“控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吗？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有利于抑制通胀。会“冲击国内市场”吗？实际情况是可喜不可惧。举一个例子，放手“洋奶粉”进口，那些疑似三聚氰胺的产品，不要政府发文也会从商场里下架的！
（本文摘编自其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