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反对学术文章评审，而是反对起自美国七十年代初期而至今天变本加厉的那种早就变为胡闹的制度。这是灾难性的发展。
1890年，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成立，1891年该学会创办《经济学报》(EconomicJournal)，由马歇尔主编。此后八十年经济学的学报数量增加，但主要还是靠一个主编选文章，有委员或顾问，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文章投稿愈来愈多，邀请外间的学者评审开始普及。然而，从1891到1970年左右，不管是谁审阅，决定发表或是否需要修改，一般是由主编一个人独裁取舍。
芝大的另一份刊物——《法律经济学报》——的创办与骄人的贡献是个好例子。1958年创立，五八至六○年由戴维德一个人主编，虽然戴老往往邀请同事们协助阅读，提供意见，但发表及修改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当时每年只一期的《法律经济学报》，在戴老主编下往往不准时。他认为好文章不够多学报可以等，等十年八载无所谓。后来施蒂格勒(历史上最杰出经济思想史专家)认为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文章——科斯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是戴老视为至宝的选择，那期学报等了过期近一年才出版。要是今天，科斯的大文不可能在正规的经济学报发表：太长(五十多页)，没有方程式，没有图表，没有任何统计分析。
乍一看，上述的文章评审制度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转坏到今天的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是大幅地改变了。
大学的升职及聘请的准则逐步转为以数文章、论学报声望为依归。这样发展带来的效果，是文章的发表重视规格，因为形式如何对取录有决定性。方程式及统计技术变得风行，缺少了的是思想。文章愈来愈多，学报的数量跟着暴升。学报主编为了避免“权威”之嫌，把判断的责任推到评审员那边去。评审员呢？没有谁喜欢做，所以往往推给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的研究生。
四十多年前科斯做主编时对我说，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文内提出一个可能是重要的观点，作为编辑总要设法挽救。今天的编辑不会再有这种麻烦。文章规格不合，或方程式不够，或没有回归统计，或是长文，通常不会被考虑。今天的新秀也真可怜。他们要为发表文章而折腰，要数手指，名学报的文章以多为胜。但怎样过关被取录呢？他们要重视形式及规格，而往往要依照几位评审员的要求而修改，发表一篇文章的“手续”往往是三几年的事。这样一来，新秀们要采取撒网政策，让多篇文章发出去，周游列刊，希望偶尔碰中。这样做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学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