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尽管存在，但是希望也有。王一鸣认为，我国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我们为什么有别于其他国家？我们为什么还能够延续我们的高增长？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有的条件和因素。”他说。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具有更多延续高速增长期的空间和条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区域差异很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多层次特征。“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一个小国遇到一次洪灾，那它一年的经济增长就完了。我们南方水灾，北方粮食丰收了，往往是这样的。大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也就大，所以很多因素是可以对冲的。”
第二个因素是新人口红利的加快形成。他说，传统的人口红利是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带来的，而新人口红利是靠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人力资本投资靠教育。现在中国的教育规模是一年630万大学生，相当于芬兰全国人口。所以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在迅速提高。
不过，王一鸣同时指出，我国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现在高校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就是当年科学家钱学森说，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办了那么多大学，清华大学建得比麻省理工大学还漂亮，为什么就培养不出大师来呢？这个问题现在高校校长们经常讨论。这说明我们教育的理念、教学的方式还有改进的必要。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我们也要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王一鸣说。
第三个因素是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崛起之后，东盟、中国、越南、印度相继崛起。从国内来看，也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率先发展，然后扩散到环渤海地区，再随后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相继开始加速。中国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大大发展。
据王一鸣介绍，日本原来有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叫做“雁阵模型”。该理论认为一个产业成熟以后就要有接替者。比如亚洲“四小龙”成熟以后又有亚洲“四小虎”，“四小虎”以后又有“中国大陆”。这是因为小国规模很小，一旦形成规模了就必须整体外移。而对于我国来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沿海搞不下去了，可以到内陆去搞。比如说富士康公司在深圳有40万雇员从事生产，现在在当地干不下去了，那么还可以转移到河南省省会郑州去。河南是劳动力第一大省，而由于生产模式的原因，有人说富士康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吸水机”，一去就要求郑州提供20万劳动力，所以河南很欢迎，劳动力不是问题。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这个条件可以梯次转移，所以“雁阵模型”不是国与国之间进行，而是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这就可以大大延长我国产业的生命周期，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另外，王一鸣还提到了城市化带来的新动力、逐步加大的研发投入、升级加快的产业转型、深化改革的潜力等等因素。
当然，列出上述种种因素，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即使存在这么多的有利因素，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还要依靠经济转型。“基本的结论就是不转变、不转型，我们还能不能走？还能走，就是你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很难去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去转型。”王一鸣说。
他表示，经济转型关系中国现代化全局。过去30年，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由人口大国变成了经济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世界上盛赞中国过去30年的腾飞，认为其让人印象深刻。
走向未来，经济转型可能成为我国最突出的标志。我国未来30年的目标是由中等收入国家平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王一鸣说，中国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前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中国就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就能迎来一个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转型的重要意义。
王一鸣说，今后五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它是新的三十年的一个开端。就是说从这个五年开始，中国要走新的路径，过去的路不能重复。新的五年是万里长征的开步，它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