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望穿秋水的“拆迁变法”终于有了新进展。国务院法制办于12月15日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第二稿”）全文，再度就“新拆迁条例”立法征求公众意见。虽然公告中明确了“2010年12月30日前”这个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但何时公布征求意见结果，以及新条例出台的具体时间表，仍然悬搁。
　　就“第二稿”本身而言，得到的反馈是有喜有忧，毁誉参半。但从“第二稿”中的两个“回传球”来看，这部新法即便出台，能否有效遏制野蛮拆迁也已不容乐观。
　　先看第一个“回传球”，由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回传给权力机关（人大）。本来，“拆迁变法”应由人大主导。一年前，北京五位法学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如若“拆迁条例”合宪，则由人大予其合法化，平息各方争议；如若“拆迁条例”违宪，由人大废除之，并别立新法。依《立法法》的规定，涉及“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
　　但在现实的制度空间里，上述“进行审查的建议”并不可行。由国务院制订的“拆迁条例”，还是交由国务院重立新规。当年“孙志刚事件”也引发了公民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审查的热潮。这一公案的最终解决方式，也是由国务院另立新法来平息的。
　　此番国务院法制办再度“临危受命”，但却因巨大的行政利益在前，复杂的央地利益纠葛在后，而令“拆迁变法”步履维艰。这或许就是“第二稿”试图将球又回传给人大的现实考量。只不过，“第二稿”传球的对象并非全国人大，而是地方人大。比如在危旧房改造上，“第一稿”原来规定，“因危旧房改造需要征收房屋的，须事先进行民意征询，经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政府方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第二稿”则修改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规划，经市、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实际上是要将政府与被征收人之间的征收关系，异化为政府与人大之间的审批关系。在刻意的制度安排下，公民的财产权居然凭空消失了。政府隐身于人大背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人大却要在“代表性”上，接受被征收人的考问。如此回传球，人大肯不肯接，还是一个未知数。
　　再看第二个“回传球”，由行政机关（地方政府）传给审判机关（法院）。“第二稿”取消了“行政强拆”，而将“强拆”一脚踢给了法院。应当说，这个“球”应该“传”——之所以有“强拆”，即表明行政权与公民私权之间存在冲突并不可调和，因此需要动用强制手段。这时，一个独立和中立的第三方裁判机构显得格外重要。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中，司法机关正负有此使命。但问题在于，这个“球”又不应由行政机关来“传”。因为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一样，其权力都来自于人大。司法权也应由人大，而绝不能由行政机关来配置。如若一部行政法规真的实现了从“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转变，我们只能说，这其实是行政机关踢的一个“越位球”。
　　球场有球场的规则，公权力要踢好球，也得遵守规则——这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