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有专家提出了“小城镇”方案，即以“小城镇”尤其是新建的“小城镇”来吸纳在一线城市中“告老返乡”的农民工。这样的政策设计还有“调查数据”作为依据——问农民工：“将来年龄大了，在外打工做不动了，有什么考虑？”回答常常是：“趁现在做得动，存一笔钱，将来回老家去开个小店”——这样想的农民工确实不少。所以，以星罗密布的小城镇代替一线城市来作为农民工养老之地，这样的政策思路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问题在于，即使农民工终其一生劳苦，能够积累起来的资金也不会太多。将来回家到小镇上买房子，开小店后，应该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整个小镇聚集的都是这样的“市民”，那么，谁是小店的顾客？或者说，谁是小镇上的消费者？进一步发问，这些小镇的生计乃至生机究竟在哪里？
　　我们可以到中西部地区去看一看，那里似乎本不缺乏县城、小镇，可那些小城镇现在有几个是生机勃勃的呢？破败衰落的倒比比皆是。为什么？那里缺少的就是就业，就是可持续生计。于是，年轻力壮的后生，即使有城镇户口，同样得外出打工。
　　更值得担忧的是，对于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一线城市“土地财政”的神话刚刚使那里的领导干部“觉悟”，有多少地方当局正在跃跃欲试；如果加上政策的激励，“小城镇建设”即刻遍地开花，这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在一线城市已经成为痼疾的强征强迁也会随之不胫而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发展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区和城市群的发展，与其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相匹配的。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会发现城市群的发展往往会滞后于经济发展。对于本地的和外来的“农民”而言，当他们的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转向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时，就会逐渐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才有“城镇化”的需求乃至市场。
　　如果我们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为追求“城镇化率”而先城镇化，再工业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无疑是揠苗助长。没有可持续生计作为基础的城镇化恐怕会成为21世纪10年代的新的“大跃进”。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确实需要城镇化，但不是停留在“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既不是名义上以“常住人口”实则是以“两头(未成年和老年)在乡”的流动劳动力为统计口径的“城镇化”，也不是名义上以“城镇户籍”实则是以无可持续生计为代价的“贫民化”的“城镇化”。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表明，城镇的基本功能或首要功能应该是以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为一方百姓谋生计，但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以这个理念为基础，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大背景，以就业和生计为先导的，以深度的社会结构变迁为目标的。因此，这就要求中国的一线城市必须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敞开胸怀，接纳并改造“新移民”；同时以自己为原点和龙头向外扩张，开发出成片的日益富裕、繁荣的城市群落和经济区域——这才是中国城镇化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