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年底还未到，但是财政年底突击花钱的迹象再度显现。据京城报纸分析报道，预算支出“前低后高”现象的持续存在，虽说今年难以再现去年12月开支2万亿的怪状，但是基于我国预算制度的结构性问题，年底突击财政开支增长的现象仍难以彻底避免。
　　“突击花钱”已成年底财政支出的隐忧，凸现预算体系的积弊。当前，我国预算支出仍残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粗放式管理的“重分配、轻管理”烙印，难以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态势相匹配。可见，只有各部门认真审视预算体系，并有的放矢革新制度，财政预算执行中的各种问题才可能消弭。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实际支出为54504.96亿元，占全年预算支出的64.5%，相比去年同期的59.3%，今年岁末财政支出压力确要小得多。但即便如此，财政部门年底如期“用完”预算金额，仍然是颇为艰巨的任务。当然，预算拨款与使用时间的“错位”，在客观上加剧了“年初无钱可花、年底无处花钱”的矛盾。根据1995年正式执行的《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实行历年制，即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然而，负责预算审批的立法机构，即各级人大年度大会召开时间一般在3月，再加上后续审批流程，行政部门预算最快要等到当年4月才能得到批准。如此，本为一整年划拨的预算却要在后续三分之二年度内支出。相形之下，英国、日本等国将当年4月1日到次年3月31日计为一个财政年度，较为合理规避了财政预算审批与使用不合拍的问题。不过，无论提前召开人大会议、还是重新核定财政年度，都不免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慎重考虑各部门衔接问题，难以一蹴而就。
　　应当看到的是，对于预算划拨的缓滞，可以通过发行短期政府债券等形式予以资金调节，并非问题本因。在财政年底突击花钱的背后，预算编制不明晰、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完善等制度性漏洞才是根本症结所在。
　　按照当前的有关规定，我国预算编制主体单一，基本上是由市级财政部门“一支笔”决定；与此同时，该部门还负责预算支出的执行工作。市财政部门身兼“裁判员与运动员”双重角色，缺乏监督透明度，预算制度在初始阶段就那以保障公平与效率。在实践中，预算编制的支出标准体系相对滞后，标准数量较少、覆盖面较窄，一般预算、预算外资金、政府性基金未能完全统筹管理，财政部门多以“基数加增长”的简单方式决策，助长了预算经费“跨年度作废”特征。由此，预算上报“虚高”，以备审批机构“砍削”、为来年预算“加码”，成为一些地方官员的所谓经验之谈。而地方政府在预算时多多益善、盲目上报的做法，却导致部分预算资金因可执行性不强而难以投入使用。当初看似缜密的预算计划却与部门的实践难以紧密结合，进而引发了大量预算资金在年底的“堆砌”，遂使政府部门挖空心思突击花掉预算内经费，给社会资源配置造成莫大的浪费。
　　追根溯源，财政资金来源于纳税人，财政预算的实质是政府部门代纳税人统筹使用税费资金，最终目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政府规划实现对公共部门的高效服务。因此，革新预算，就需要打破此前封闭运作的流程，接受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是杜绝财政资金被滥用的根本途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美国相关法律规定，联邦政府预算过程的整个日程、行为主体、行为内容和行为都应明确公布，使公众可以了解预算过程的起始及相应的官方行为，并据此决定自己是否参与或参与的程度。以此观之，我国预算体系也应增加民众参与途径。将人大对预算的监督从程序性监督向实质性监督过渡，对预算中的热点、难点作专门的调查审核，广纳众议，及时纠偏，笔者以为应是突破口。同时，可以考虑建立严格的预算编制问责制。对于民众质疑较多、且经查实无法支出的预算一律上收，并追查相关责任人责任。
　　进入12月，公众和媒体有权把警惕财政突击花钱的事情提出，并建议人大立法部门能够提前介入相关资金使用的监督关注。而长效解决之道，尚需依照国际成熟经验修正预算会计年度，强化财政预算决算制度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