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听说政府要面向市民做某件事情，一些市民心里就在打鼓。市民心里明白，政府心里也明白：只要做事情一定会产生费用，而费用不分应归谁来承担，多半最后都推给市民。
近期，上海有关方面透露，欲推广垃圾分类，正在研究相应收费政策，收费办法是，或“随水费征收”，或“随袋征收”（详见昨日早报）。
事情源于11月23日，在考察本市垃圾分类和处理现状时，不少政协委员听闻有关方面表示欲对居民收取垃圾分类费，纷纷提出“不能只盯着向市民收费”的反对意见，可有关方面的辩解是“拟通过收费减少垃圾”。
这一辩解“冠冕”却不“堂皇”。不妨从现有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谈起。
生活垃圾从大处讲只分为“厨余”和固态废弃物两大类。生活垃圾中真正成为环境累赘的主要是居民一日三餐所产生的“厨余”。
作为体量更大的固态废弃物，很少有家庭作为垃圾直接扔掉。每个小区内，都有固定废弃物回收网点专做这门生意。不少外来打工者以回收固态废弃物谋生,谁家主妇只要吭一声,不论多少通常都上门收购。至于固态废弃物中的建筑装潢垃圾，由装潢家庭按袋付费后，会有专人专车拉走填埋。
上文所及由广大读者共同见证，它明白无误地知会政府，鉴于生活废弃物回收已经延伸到每个小区，生活垃圾中固态废弃物除废旧干电池之外，可供回收的已近乎被一网捞尽。换言之，生活垃圾分类之大头在上海并不存在。硬搞分类找不着北，若硬要以分类为名实施收费，实在不尽情理。
再说生活垃圾中的“厨余”。绝大多数系残渣剩饭，从环保角度讲都属可降解或可焚烧垃圾，惟一不能降解或焚烧会产生二噁英之类有毒物质的是装“厨余”的塑料袋。这样说来，针对生活垃圾中的“厨余”，突出矛盾不是分类问题，而是更换可降解环保袋取代塑料袋的问题。
“更换”会产生成本，依上海市民目前的人均收入，这个成本若由居民家庭掏钱很不现实。不论有关部门是否愿意正视，这恰是上海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多年而始终难见长进的主要症结所在。
上海世博会期间，台北垃圾分类案例十分抢眼。台北的垃圾分类也收费，这为有关部门欲“照猫画虎”提供了由头。不过，台北的收费只限于向居民收取可降解垃圾袋的成本费。进一步梳理，台北市民愿为垃圾分类增添家庭生活成本，首先是因为台北市民人均收入数倍于上海市民人均收入；在台北，相当于人民币几角钱的环保垃圾袋，新增家庭开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易为人所察的不同细节还有，在台北以及试行垃圾分类更早的部分北欧城市，个体经营、在居民区安营扎寨的废品收购网点，伴随后现代社会的降临，早已销声匿迹。这客观上要求对垃圾中的固态废弃物必须在家庭环节率先粗分。还有，许多时候，特定市场的形成与文化有关，精打细算就属带有鲜明地域特质的文化之一。拿此一对照，政府理应思考，如上海这般，生活垃圾中的固体废弃物凡可回收利用的，近乎已被“提前掏光”，有关部门还硬说“拟通过收费减少垃圾”，难道不觉得太牵强附会？
说到垃圾分类方面的行政欠作为，在此举个亲眼所见例子。早报评论员所居小区楼道口，一日突挂出旧电池回收箱。日子一久箱子装满，但不见有人来回收。再接着，旧电池开始腐烂，酸性液体把铁箱烂穿，等到楼道里弥漫一股呛鼻的酸腐气味，物业才将烂电池加回收箱一起扔进垃圾筒。
这个例子令政府难堪，却足以昭示整个社会，在眼下的上海推进垃圾分类回收，最该由政府出手的使力点在哪里。这需要政府出台政策真心扶持，所需经费当从新产业扶持专项财政预算列支，而不是又打市民钱袋的主意。
有关台北的垃圾分类，可再说一点：台北刚开始试点垃圾分类时，垃圾袋是不让居民掏钱的，不仅不掏钱，台北市政当局还给自觉分类的居民发放奖励予资鼓励。
回到上海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上，垃圾分类当然值得继续搞，但分类对象应明显不同于台北，须有“上海针对性”，最犯忌的就是借机搞变相“创收”。
改革开放越深入，上海有待改变的事项就越多越急迫。倘若每项改变都以理顺价格差、节能减排等等作为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的借口，那是支撑不下去的。但愿推广垃圾分类不至于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