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的风险与挑战才刚刚开始，量化宽松不仅扰乱了信用总量、信用创造机制、真实经济增长机制的关系，导致全球金融秩序混乱，美元陷阱危机四伏，也将使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复杂化，国家之间政策协调难度不断加大，经济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全球经济是走向再平衡？还是越来越失衡？当前，全球货币结构越来越不能反映全球的经济结构，失去货币锚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经济增长、通胀、就业和汇率相互背离困境的挑战，全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间的背离也越来越严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大国而言，量化宽松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压力。中国工业与金融经济发展失衡带来的无可避免的一系列问题，全球“东升西降、南热北冷”的格局注定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资产膨胀和人民币过快升值的风险，特别是由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了，近年来我国外汇占款存量占基础货币存量的比例不断提高，输入型通胀和流动性成为我国流动性的主要来源，中国以怎样的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来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保护好人民币资产等问题确实是最为严峻的政策考验。
从对危机性质的判断来看，本轮危机并不是由金融领域的局部非系统风险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的全球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失衡所引发的全球利益分配差异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强制性调整。在此判断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全球经济中的种种风险都与全球经济的失衡相关联，而量化宽松将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供给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资本流动、财富分配、通胀与通缩、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失衡的风险。
一是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分工体系正面临着国际收支体系巨大不平衡的困扰。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供给方，正面临着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场萎缩；而依靠消费信贷缓解经济矛盾的发达国家也因债务导致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消费增量难以赶上生产增量的增加，一方面是过剩的产能，而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外部需求约束越来越大，供需缺口将越来越大。
二是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日趋严重，现在制造业中心已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
三是加剧全球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由于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国际货币发行机制，全球流动性持续扩张，境外流动性过剩日趋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美、欧、日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007年的8万亿美元激增至2009年的10万亿美元。由于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优势、投资者向海外市场分散投资的意愿加强以及对新兴市场货币的名义与实际汇率长期升值的预期等将引发巨额国际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无序流动风险，很可能将新兴经济体推向资产泡沫化边缘。
四是量化宽松使债务国与债权国财富分配越来越失衡。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本质就是债务货币化，美国将“私人债务国家化”，然后将“国家债务国际化”，让别国为美国的危机买单，美联储用天量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这其中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其它新兴经济体共计占五成，美国将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使这些国家财富大幅减值和缩水，严重损害其债权人利益。而日益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成本影响更为巨大，无异于对中国征收通胀税。
五是全球现在表现出来老牌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对峙，新兴经济体以量化紧缩对抗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造成货币政策的失衡。同时由于新兴市场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严重被削弱。不平衡的货币政策，不仅使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窘境，也加剧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进而又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可能为新的危机埋下隐患。
六是进一步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国际货币体制由三个支柱构成，即汇率的决定机制、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经常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美国在控制了汇率的决定权和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权的同时将矛头指向国际贸易收支失衡，因此，美国要重订“经常收支的调整方式”，借用美元霸权将“美元本位制”演变为“美国本位制”，美元周期将进一步决定全球经济周期。全球经济已经严重脱轨，美国打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幌子，大力鼓吹平衡增长框架，却拉着世界经济在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