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食品价格上涨为标志的通胀与资产泡沫不同，后者影响的是货币供应量与投资者，而前者影响的是食品支出占据收入一半的40%左右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威胁社会安定。
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从十六个方面着手稳定物价。这些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建立市场价格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等。
决策层试图从四个方面稳定物价：一是增加生产，二是降低成本，三是将中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资、补贴与物价挂钩，四是实行首长负责制。
稳定物价的决心必须辅之以有效的手段。此次物价普遍上涨是货币超发与体制性痼结相互激荡的结果。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增加生产不是最好的降低物价的手段，建立长期的可预期的货币发行体制才是釜底抽薪之术。
此次物价上升的背景是，包括今年在内，我国连续七年粮食丰收。很明显，此次粮价上涨不是因为粮食歉收，而是在成本上升、物价上升的预期下，农民与中间商被迫抬价、竞相惜售的结果。一个月不到苹果收购价每公斤上涨五毛，大蒜价格两年上升十倍以上，不惜售才是咄咄怪事。在成本压力与货币超发压力之下稳定物价的关键举措，是在稳定生产的同时稳定货币与成本预期，严格抑制货币的恶性超发，以避免物价在成本压力之下轮番上升。不控制货币超发形成的通胀预期，只强抑物价，结果只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物价轮番上升也是我国市场分割的必然结果。市场化三十年，我国形成的是各自占山为王的小市场，而非在统一规则下的全国大市场。
我国的流通领域百弊丛生，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通知》提出绿色通道制度：从今年12月1日起，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事实上，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成本十分惊人，4月份以来，国家几次调高了汽油价格，目前又出现了柴油荒，加上买路费、进场费、摊位费，从物流园到超市，菜价起码上涨一倍以上。
上述弊端显示中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方部门占山为王、占路为王，随意将所拥有的资源附加到产品中，以换取现金收入。如2009年年底，连接陕晋两省的“西入口”、连接晋冀两省的“东出口”等重要煤炭运输通道连续发生长时间、大面积堵车，司机抱怨“才出吕梁山，又堵太行山”，连乡政府都能举个牌子设立关卡。
中国各类产品物价的20%~40%属于物流成本，而美国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要降低物价，我国所需要做的是建立低成本而高效的物流网络，不仅仅在物联网、高铁领域实行技术变革，更要建立国内统一法治体系下的统一大市场，以杜绝各种隐性的封建行为。
为什么中国企业热衷于出口，为什么国外超市中的中国制造比国内还要便宜？除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的货币、税收等政策外，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分割的市场、高昂的中间成本与扭曲的定价机制，与国外高效的定价机制、低廉的物流成本相比，体制性劣势过于明显，这成为企业眼光向外的重要诱因，最终反映到价格受控制的农产品领域。
农产品价格上升，是我们反思制度双轨制、摧毁山头林立的地方小市场的重要契机。
除了发改委等部门四处巡视以高压降低物价之外，从体制上破除国内外价格双轨制、身份不同养老等社会保障层级不同的弊端，也正当其时。此次十六项措施中最亮眼的一条是，回应了各方呼吁已久的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我们应该为这一着眼于“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的办法鼓掌。
抗通胀国债也好，最低保障与物价上涨挂钩也好，都是对普通民众生活水准的有效保护。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不动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只印发货币、提高面向低收入阶层的保障水准，就会诱发全面通胀、造成中产收入阶层生活水准的全面下降。
农产品价格上涨是物流、市场体制性弊端的终极爆发，抑制农产品价格当然不是在展示行政威力，而应是行政改革诚意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