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很快将公示一批不合理收费项目，将有100项左右的收费纳入“不合理”范畴予以清理。（11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每次舆论抱怨税负重时，有关方面往往解释称，从宏观税负来看，中国人税负是很低的，不仅低于国际平均，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确，我们的税负或许确实不高，但税之外的收费却多如牛毛。要降低中国人的负担，减税，远远没有减费更有效。
　　取消100多项不合理收费，不知道包括哪些。不过，作为被收费者，我最关心的还是如何界定“不合理收费”。只有在制度上界定清楚了，“不合理收费”才会得到制度性清理，而不会像韭菜那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旧的取消了新的又来了，无穷无尽绵延不绝，“费负”永远也降不下去。
　　不合理收费，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名词，这个“理”，到底是什么“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理”并没有一个公认标准和共识，所以，“不合理收费”是一种很模糊的表述，这种带着道德谴责意味的标签，并没有触及那种乱收费的要害。
　　其实，一言以蔽之，所谓“不合理收费”，实质上就是“不合法收费”——不仅仅是道义上的不合理，根本的要害在于其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的收费。只不过，掌握定义权的一方，往往可以依靠话语优势和政治修辞，将这种违法行为描述为“不合理收费”。将“不合法”说成“不合理”，既逃避了法律的追究，将这种收费置于法律的调整之外，又使这种乱收费获得了模糊的生存空间：理嘛，见仁见智，既然仅仅是不合理，那还是可以继续存在的。
　　如果将“不合理收费”恢复其本来的名字——不合法收费，那情况就会很不同。税由法定，收费，从公众的腰包中掏钱，当然也必须由法律决定——每项收费都应有法律依据，所有不合法收费都该立即取消。这种对收费的裁决权，不是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而是由法律决定；不是由行政部门突发善心时说取消就取消，缺钱时就随便增加收费项目，而是没有法律依据就不合法，就不能收，就得取消。
　　行政部门的许多收费其实是很不合法的。依据法律，公民每个月纳税，就是为了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向政府支付的费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应该是免费的。比如买车交了那么高的税费，走公路应该是免费的吧，可是，中国的收费公路不仅多，而且收费很高。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不少领域，无论是医疗和教育方面，只要与行政部门打交道，往往就需要交费，而且有时收得非常高，比如媒体曝光过的天价复印费——普通的A4复印纸，在有的政府机关里复印一份要收120元。
　　所谓合法收费，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要经过相应部门的行政审批，而且这种审批程序要合法。许多乱收费，都会拿出当地物价部门的定价批文，可一些地方的物价部门往往本身就有违法之嫌，应经听证的，没举行听证；无权审批的，越权审批了。
　　只有在法律上明确界定清楚了什么叫“不合理收费”，人们在反抗恶费上才会拥有主动的权利，而不是寄望于价格部门的善心，也不必受那些乱收费的反复纠缠。也只有那样，才能对乱收费进行一次全面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