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村改居，是在没有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统和完善的安排的前提下启动的。通常的情形，是宣布一个单方面的政策，每套宅院置换楼房多少平方米，或土地折合每亩多少人民币，然后就扒房。产权置换是行政定价，零谈判；就业是基本不考虑；集体资产去向是基本不交代。村改居的主题很直接，就一句话：要地不要人。
　　这是村改居。至于更大规模不改居，即不进城的撤村并社，我很难发现一个积极的案例。这原因也简单，撤村并社之后农村依然是农村，农民依然干农活。唯一改变的，只是农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交出来，搬进政府指定的楼房集中居住而已。在地方当局眼里，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产权置换问题，就业援助问题和集体资产去向交代问题。要地不要人的功利心更加没有掩饰。
　　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对新圈地运动有过尖锐抨击。他声称这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强调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意见。陈锡文反复批评新圈地运动是地方政府曲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但地方政府何尝不知他们是曲解？他们不过是明知故犯，故意造成法不责众的态势，以此把他们对中央政策的曲解合法化，迫使中央政府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这就是说，

在财政大头被中央政府拿走，地方政府吃小头，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财政一旦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气壮地把手伸进老百姓的腰包里，由此引爆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则以维稳之名一概高压处置。此种状况蕴含巨大政治社会风险。如何最大限度压缩政府成本，把人民养不起的政府变成人民可以轻松供养的政府，是整个政治改革的主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104期，11月15日出版；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