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国民收入需从重大制度改变入手
2010-11-01   作者:易宪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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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宪容

  从十二五规划建议来看,扩大内需将是未来5年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重心。这个经济战略的转变,不仅将改变整个经济的结构,也将影响到未来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可以说,扩大内需是未来经济的宏图与愿景。
  那居民的内需能力又从何而来?如果广大居民没有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愿望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扩大内需的重要前提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能够较快提高。
  目前中国的内需不足,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农民的消费水平低。如果国内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的GDP就会翻一倍以上。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是这样,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有消费能力的人消费欲望欠缺,而有消费欲望的人却消费力不足。这些问题的根源多是制度性的,要增加国民收入水平得从重大制度改变入手。
  首先,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得从制度改革角度改变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别看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47%以上,但是实际上,如果不彻底地改革现行的户口管理制度,让进入城市的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让中国农民能够自由流动,那这种城市化率只是数字上的统计,实际上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与真正的城市居民生活仍相差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入城市不仅不能有尊严地过上城市生活,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无法提高。要让中国城市化成为真正的城市化而不是假城市化,就得全面取消当前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户口管理制度,得对土地制度进行改变。没有这两个前提条件,要让中国农民进入城市,要通过城市化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不容易的。
  其次,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这里既有初次分配方面的原因也有再分配方面的原因。但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性的政府权力对社会资源、对收入分配占绝对主导地位。这种制度性安排,一方面让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比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让靠近权力者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形式或合法或寻租),政府权力成了财富收入分配的最主要工具。因此,要增加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得进一步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这个问题不解决,希望让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是不可能的。
  第三,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及落脚点就在于保障及改善民生,就在于让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分享到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应该既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及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宗旨,也是和谐社会得以确立的基点。但这个原则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体现,不仅仅在于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标准,也不仅在于建立正常健全工资增长机制,而是在于如何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还有,民生问题涉及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它是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整体,要动态测评调整政策。比如说,早几年的一些房地产行业的做法,让住房成了少数人投机赚钱的工具,把中国的住房价格炒上了天。
  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及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绝大多数居民最基本的居住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居民不仅无法分享到经济发展之成果,反成了收入财富被严重掠夺的受害者。因此,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分享经济发展之成果,不仅仅在于其名义工资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基本的民生消费品价格是否回归理性。这些都与当前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关。
  总之,增加国民收入,并让国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要让全体居民分享到经济发展之成果,让每一个居民都有根据其潜能发展之机会,而这些都需要坚定地改革,否则要达其目标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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