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凸显出了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戴蒙德在世代交叠模型上的贡献有助于寻找刺激消费的药方，而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对失业的研究和贡献有助于化解无就业增长的病症。诚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理由中所说，这三位学者此次获奖得益于他们“对于存在搜索摩擦情况的市场的分析”，“获奖者们建立的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了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
    纵观全球市场环境，受制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欧盟和美国的失业率高居不下，虽然这些主要经济体推出了适度宽松的经济政策，但是并未有效降低高失业率，反而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并带来了通货膨胀。随着后危机时代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在日益强大的保障劳动者权益呼声中，各国政府仅仅依靠传统的就业政策根本无法解决愈演愈烈的失业难题。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本上都建立在供给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体系而言，作为传统市场的生产领域，占据了西方经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也吸引了几乎所有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来解释生产领域的市场经济问题。而作为最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劳动者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从当前西方国家所提倡的内需增长理论的核心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者的报酬除了需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还需其他更近一步的发展需求。这对于西方经济学者而言早已不陌生，但是，即便在发展水平很高的西方国家，也依然在其经济发展政策上严重依赖传统的市场理论，这种忽视劳动者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理论，实际上已经不适应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践了。
    话又说回来，就业，毋庸置疑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就业方面都没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就欧美而言，由于新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传统制造业已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积累的高科技优势以及金融资本优势在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之后，面临着脱离实体经济支撑的泡沫风险。在短期内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突破口的环境下，国内矛盾便直接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身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问题，还面临着劳动力工资上升问题，如何更好地保障和落实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诚然，在一个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存在工资上涨压力，在国际上十分罕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给众多低端生产者带来成本压力，这些企业雇用新劳动力的意愿就会下降，社会就会面临失业压力。在此种语境之下，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必须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报酬是必然趋势。因为只有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有了长足提高，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才可能有明显改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才能够真正达成。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鼓励在危机中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上找问题的话，那么，今年则是为西方国家政府在解决需求中劳动者这个最关键的承载体如何为经济复苏发挥出更好的作用这方面提供政策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者给了这三位经济学家获奖的一次绝好机会和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