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7日批转了上海市调控细则，暂定上海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只能在沪新购一套商品住房（10月8日《扬子晚报》）。
　　上海版的限购令已被寄予更多期望。其实期望是因为忘却——早在4月份的“国十条”新政中，便有明确提及关于限购的内容——“同一家庭限新购一套住房”，奈何一线城市皆选择了不解释式的观望。5月1日起，北京规定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住房，深圳更严厉地出台政策“有2套房的不许再购新房”，等等。
　　限购令的风行，离不开如下几个背景：一是诸多行政化的调控手段疲软乏力，譬如打击囤地、整治捂盘惜售等，多以温柔“约谈”、“警告”开始，以房价的不买账收场；二是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政策迟滞不出，譬如传说中的房产税等，基本上靠媒体“知情人士”捕风捉影，公众渐失信心；三是房价回暖已成不争的事实，没谱的房价和蕴蓄的民怨直指民生困境。当此背景下，限购令就成了斩乱麻的那把“快刀”，遏止投机性特征明显的多套房购买需求，缓释推动房价飙涨的刚性需求，以此改变卖方市场的话语份额。
　　初衷虽好，效果堪忧。道理很简单，限购令虽然从供需入手纾解高价症结，却忽略了投机表象背后的动因，即未来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房产增值空间。换言之，只要房地产市场仍被投资者看涨，在民间游资与境外热钱未变的既定语境下，投机性需求必然能找到突破政策的空间：譬如促使想炒房的快离婚、早结婚，譬如资本与权力投桃报李，使限购沦为一纸空文。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两个方面：一者，限购令的绩效取决于执行力，如果严苛的限购仅仅是因应民意的“止疼片”，久而久之难免就容易出现类似年初三亚市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出台“一个身份证只能购5套房”之“限购闹剧”，北京深圳国庆期间成交量的暴涨也似乎在暗中嘲笑着“限购令”；二者，限购令剑指炒房，但炒房并不是房价高涨的唯一动因，实践证明，土地供应、房产开发等链条存在的寻租行为并不比炒房危害要轻微。
　　“限购令”未打中过高房价的七寸，因为这是人为地抑制需求。楼市需求在城市化进程进行中的中国，恰如弹簧，压得狠，弹得高，这已为所谓“一轮调控”所证明。一旦市场窥见“限购”背后的真心思，就譬如反反复复的房贷政策，最终也只落得个自食其言的下场。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公众的诉求已明确——降价，合理回归。限购令，能做到吗？我以为，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