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协委员杨林川准备写“炒房入罪”的提案建议，在2011年南京两会期间提交；方森先生则在财新网撰写长文《房产当行限购令》，主张在中心城市应长期实施商品住宅限购。
    我想用最简单、通俗的方式跟两位先生讲讲货币的本质和价格的常识：货币一旦从央行放出来以后，就以固定的量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量决定财富的平均价格。不管是投资还是储蓄，货币其实都是在市场上流通的。当你买完一件东西，比如粮食，比如艺术品，比如楼房，“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的货币马上又灵魂出窍，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因此，货币的本质就像流动的水。只有让它流动，才能造就沃野千里，滋润亿万人民；不让它流动，死水一潭，别说鱼虾，微生物都生存不了。货币潜伏不动，社会损失最大。就像拦一道大坝，拦死了，不进不出，就成为死水一潭；只进不出，则有可能溃坝。
    对于货币的流动现象，张五常先生推崇费雪的《利息理论》，认为储蓄与投资永远是一回事。“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位仁兄花巨资购买了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是消费呢，是储蓄呢，还是投资？我的答案是三者皆是。把钱存放在银行是储蓄，但也是投资，有利息的回报。银行一定要转贷出去给其他消费者或投资者才可以不亏蚀。把钱藏在家里，放在床底下，不用，称作贮藏。这是最接近凯恩斯学派的‘漏失’概念。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告诉我，不少人奇怪地在家中贮藏着很多钞票。这种行为，如果只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我会说贪污是原因。”
    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投资、储蓄和消费，都是一回事。你把钱存到银行，如果没有人从银行贷款进行消费，银行就要亏本，社会上大量的货币也无法造福人类。而不管是贷款还是直接拿自己剩余的货币投资楼市、股市，本质上都是在促进货币流动，进而让它造福社会。炒股的人承担着涨跌的风险入市，支持了上市公司的发展和就业；炒楼的人同样承担着或赚钱或亏本的风险，支持了房地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正是购房者的投资，使开发商有了买地的钱；正是开发商的买地钱、卖楼税、投资者的买楼税，使政府能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城市的繁荣。因此，即使是纯粹的炒房者，都为推动城市化作出了正面贡献。
    而投资者一笔钱花下去，买了楼，那笔钱于是以复杂的形式进入了各种渠道，进入了政府税收以及与楼市相关的50多个产业，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普通劳动者的口袋，提升了他们的上升空间。
    因此，货币流动速度越快，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炒楼入罪、限购之类，其实都是在限制货币的流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悖。
    货币往往有极其敏锐的触觉，有一双轻盈的飞翔的翅膀，能够精确感知哪里的东西最值得消费——亦即最值得投资。它的这种敏锐性，能够有效地纠正政府在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中的错失——当下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不该城市化或者说很快要衰落乃至消亡的地方过度城市化，导致无数空城、鬼城、烂尾城的出现，而该城市化的地方试图关门谢客。住房投资的社会取向，其实本应成为政府城市规划的风向标，但限购和过度打击投资购房，不利于政府及时看清和调整方向、纠正错失。
    房价过高，主因是整体上货币供应过量而土地供应过少：过去30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3.6倍，而同期城市土地供应的增长却不到1倍，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土地供应严重紧张。也就是说，房价高并不是“炒房”的结果，货币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流向“赚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