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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4日，两位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本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到中国，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但这场以慈善为名的“夜宴”是否会进行劝捐？哪些中国富豪会应邀出席？令外界充满猜测和议论。
我们相信，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那些拥有亿万家产的富豪们，听到这个星球最有钱的人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并捐出全部财产这条消息，都会有所触动。当然，如果让中国富豪来效仿盖茨，那可能很难。人各有志，岂能勉强？
不过，作为一个人，很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跟盖茨的差别是什么？比尔·盖茨退休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我们为“再穷不能穷子女”而艰苦奋斗；盖茨则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再富不能富子女”的洒脱和宽阔。
盖茨这一捐，展现了他对子女及自身财富的负责精神。金钱是一种财富，但金钱过多也会是一种负担。盖茨以前曾经多次说过，不会把自己的财富都留给子女，在他看来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是教他们以生存的能力而非金钱本身。580亿美元的财富海洋也许不会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很可能让他们“溺死”其中。另外，盖茨还认为给子女过多财富实际上是破坏了美国社会最基本的一条游戏规则：机会均等。他要让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就站在和别人同样的起跑线上，而他自己当年就是如此。
现代西方慈善文化主要来源于基督新教信仰，在基督教信仰里，富人只是代上帝管理财富的人。换句话说，在法律意义上，财富为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马克斯·韦伯的不朽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的兴起是分不开的。按照新教理念，获取财富最大的意义在于完成上帝赋予人在这世上的使命，既然如此，将巨额财富传给儿女就是一种亵渎上帝荣耀、也损伤自身声誉和儿女长远竞争能力的行为。应该说，这是一种因为有了信仰的观照，而产生的更为健康、也更为崇高的财富观。
这显然和视血缘、家族为生命观念基石的中国文化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将财富传之子女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虽然传统文化中也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的劝导和晚清曾国藩似的不为儿孙积攒钱财的智者。但是，这样的行为从来没有在中国文化和历史长河中成为富人普遍的自觉选择。
进入现当代，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下，虽然“大公无私”为社会主流话语所大力提倡，但社会现实却与之形成鲜明的反衬。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思潮更是普遍“向钱看”，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模式，在此之下，离这种健康崇高的财富观更为遥远了。
当然，除了信仰原因不同之外，在社会体制结构、慈善机制的设计和运作等等方面，中国和西方社会也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正是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形成了当前很多中国富豪对于比尔·盖茨“裸捐”行为的不理解。特别是某些人，对此予以阴谋论式的理解和评断，这实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缺憾和精神贫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也许暂时还无法让中国富豪们像比尔·盖茨那样慷慨“裸捐”，但学习其更高层次的财富精神，也许是这场慈善晚宴送给所有中国人的最佳馈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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