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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以前，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机会获得低成本发展工业化的“人口红利”。
这里所指的“人口红利”是，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得以提高，但是因为有存量的失业人口，也即来自农村的过剩人口，大规模地参与就业竞争，使得社会工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状况会产生如下两大效应：第一，由于工资率低于生产率，能够为工业投资带来超额收益，从而构成不断投资的长期激励；第二，由于城市务工的收入高于乡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在这两个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工业部门就会不断扩张，就业机会迅速增加，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将沿着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迅跑。
由此可见，只要农业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差距，就一定存在农村剩余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工业部门，以及由此对工业部门投资产生的不断激励。
值得提醒的是，第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维持稳定的工资水平，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第二，在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消失之前，借助政府干预提高工资水平虽对农村剩余劳动流向城市产生激励，但却会对城市工业投资产生负激励，因为伴随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来的必然是投资收益的下降。而随着城市工业部门投资下降，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的能力也趋于下降，政府旨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努力将因此而遭遇失败。除此之外，城市工业部门在工资上涨压力下还会选择投资于那些用工少的行业，如此，即使经济增长了，也不会对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产生积极作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大部分“二元经济”的国家里，原本就不具备工业投资结构性调整，即产业升级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充足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要素的充分供给等。
另外，产业升级除了要看产业是否进入衰退或创新发展阶段之外，还要看是否具有国际国内环境，国内外的有效需求才是拉动产业升级的原因和真正动力。也即，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根据国际经验，“人口红利”还与人口增长相关。这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人们基于收入增长的预期就会增加人口生育，同时，饮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还使得死亡率下降，死亡与出生率的失衡使人口得以增长。以欧洲为例，在刘易斯发展模式的第一阶段，欧洲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进入第二阶段，人口增加了近3倍。也就是说，在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人口增长的激励；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故不会发生工资大幅上涨的预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动力强劲，资本积累增大，工业化进程加速，国家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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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发展必经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