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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6 作者：宏观经济分析师 刘涛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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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深圳、扬州、长春等地一些细心的居民忽然发现，当地多家银行的ATM机跨行取款单笔手续费一夜之间从2元摇身变为4元，而深圳少数商业银行甚至已涨至5元。
对此，银行方面声称这实属无奈之举：随着网点扩张，增设新的ATM机需要成本，维修和更换设备也需要成本，发行各种各样的银行卡还需要成本。更重要的是，根据银行业内部的计算，在现有的银行卡结算支付体系下，发卡行对每一笔跨行取款业务须对外支付3.6元，其中0.6元支付给银联，3元支付给受理银行。以往这笔费用一直是由发卡行自己“贴钱”；但每笔转账业务亏损1.6元的事实，终于使一些银行不堪重负，“被迫”向客户下手，收取更高的跨行取款手续费。
在笔者看来，这或许只是表面理由，攫取利润和恶性竞争的内在动机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银行将中间业务视为潜在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对于各家银行而言，设置更高的跨行取款门槛，还意味着可以将客户牢牢控制在本行的金融链条之上。
站在银行业者的角度看，上述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国内目前流行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银行管理层首先想的是最大化股东利益或本企业的利润。跨行取款若不设任何门槛，等于是将本行客户免费让其他银行共享，特别是对于那些网点较多的四大国有银行而言，是在无条件“为他人做嫁衣裳”。因此，适当地对个人收取跨行取款手续费，有利于促进银行间合作的积极性，为公众提供更丰富、更便利的金融服务，相信公众也能理解。
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说单笔1-2元的小额收费人们还能承受的话，那么4-5元的标准显然有些离谱，因为这无异于直接限制跨行取款，其结果很可能是：整个银行体系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公众为了满足取款需要，要么支出更多的“靴底成本”，走更远的路；要么是办理更多的银行卡，并为此额外支付办卡费用。无论如何，都会增加公众的交易成本，削弱其福利水平。
此外，不合情理的还有两点：一是有媒体注意到，那些涨价的银行确实有在大堂里张贴新的收费公示，但在门外的ATM机旁却没有任何关于跨行取款手续费涨价的提醒，偷偷宰你没商量；二是在四大国有银行和中等规模的股份制银行纷纷涨价的同时，一些较小的城市银行和外资银行反倒仍维持了每笔2元的手续费。我们知道，企业规模越大，按道理应该是边际成本越低，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
理论上，广州、深圳等地的居民当然可以用脚投票，放弃收费4元的银行，转投那些仍收费2元的银行。但理论总是苍白的，现实中人们将发现，他们的工资卡、校园储蓄卡、退休金卡通常是单位或有关部门指定某家银行统一办理的，从一开始就与该银行捆绑在一起，没有选择退出的自由。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2008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雄踞各行业第一，远远高出所有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而银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又位列金融业榜首。此外，根据国内上市公司年报，2009年14家上市银行工资总额1516亿元，其中仅工行一家就高达387.7亿元，以38万雇员计算，人均工资在10万元左右。而工行的薪酬在业内还属于相对较低水准。如果说国内银行亟须削减成本，试问，剃刀何不先从自身薪酬和福利开始下手呢？
更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此前方便面、绿豆行业的集体涨价被判定违反《价格法》和《反垄断法》，人们有理由要问，以四大国有银行为首的银行业跨行收费涨价潮难道就可以置身事外吗？收费涨价是否正当，各家银行还需向公众详加说明，例如将银行的设备成本透明化，证明为何4元比2元合理，证明它们各自的涨价行为没有因果联动关系，否则难脱借收费调整行保护主义和串谋定价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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