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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1 作者：张俊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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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出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一个重要原因，是优良的道路、机场、港口、电力、通讯乃至自来水供应等硬件基础设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把中国比喻为“世界城市”中一个整洁的街道：“没有强制的交通法规，但所有的街道都铺得整整齐齐，没有坑坑洼洼，路灯也总是亮的”，以与“没有人修理破损的路灯，道路坑坑洼洼，但警察却忠于职守”的印度街道、“十分昏暗，除了几条小巷外，外人不敢逗留”的阿拉伯街道相对应，从而形象地概括出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在讨论应对“次贷危机”的出路时，甚至在美国也出现了向“中国经验”学习的言论，要求政府大幅改善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以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
但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随着发展阶段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传统的、基础设施先行的发展模式也开始面临挑战。
普遍的收费还贷制度，激发了各地修桥、建路的积极热情，但在测算与确定收费标准和收费时限时采用的方法却十分简单。结果，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道路使用的增加，道路建设和运营方很快就收回了投资成本，本应受到严格监管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借助于政府授权经营的庇护，演变成了利润丰厚的、具有“官商”背景的垄断经营者。而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过桥费、过路费甚至超过汽油费，成为自驾出行的沉重负担。高昂的过路费、过桥费已成为制约物流业、旅游产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在东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高速公路已经通达各个县城。随着骨干交通网络的框架搭建完毕，僵化的道路收费制度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开始逐步显露出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巨额级差地租。各地城市依托土地整理中心这个资本运作平台，低价征用属于集体财产的农业用地，然后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用于商业和住宅开发，从而将这些土地数十年的级差地租一次性全部收入囊中。反过来，无偿划拨土地用于公共用途的制度和上述土地出让收入，则为城市高标准的办公、招待设施，为宏大的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会展馆等标志性建筑提供了财力支撑。这样就形成了城市面貌迅速提升和房价显著超出居民购买力并存的现象。用土地出让收入补偿公用设施建设的做法，是对城市购房者进行的变相征税。不断攀升的房价已成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社会话题，它考验人们的神经，在刺激高收入群体进行房地产投机的同时，也抑制着普通购房者的正常购房需求，降低公众的安全感，增加社会紧张。
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性举措。其本意是顺应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快非农人口在城市定居、生活并融入到城市生活，以推动产业集聚，提高生产效率。但各地政府已经在“城市经营”中尝到了“甜头”，并形成了依靠“土地财政”加快改变城市形象的思维定势。如果延续既有的发展思路，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修马路、建广场、建标志性工程上，就必然会更加依赖土地财政，更加依赖政府公共投资，使脱离居民购买力的房价更加坚挺，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基础设施适当超前发展之后，由于受政府决策、首长意志的影响，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建设很容易“贪大求洋”，严重超出社会实际需求，最终演变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隐患。
因此，要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工作思路，从居民家庭，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由政府做主、让领导满意转为由人民做主、让人民满意，真正贯彻“以人为本”，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如果政府敢于担当，用好用活土地出让收入，重点解决夹心层、低收入群体和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完全可以在加快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显著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同样，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强势地位，国有资本主导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现状，决定了政府可以发挥政治优势，加快推进相关制度变革。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奇迹”的取得，是与各级政府积极有为、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分不开的。同样，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加快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客观上要求政府改善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中国模式”也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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