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居住证制度已在一些城市实行。国务院5月27日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这是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该意见在“推进城乡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6月1日《新京报》)

　　居住证改革，很多地方已经展开。但从实践来看，居住证制度不过是统一了城乡居民的户口证颜色，统一了乡里人和城里人的称呼，但实际上，城乡居民的权利内涵和身份待遇还是一如既往。因此，如果户籍制度仅仅至于一纸证件的统一，所谓的居住证只能是浅尝辄止的改革补丁，给公众发了一张中看不中用的权利画饼。
　　当然，从正面意义来讲，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具有形式正义的破局作用。但这种形式主义的“破”，还要有本质深化的“立”，即不仅打破城乡居民名义上的身份差异，还要给予所有居民同等的工作、入学、医保和社保权利待遇。如果没有平等的权力待遇兜底，户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也无法破解。
　　现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大流动格局的形成，凸显经济发达地区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字，中国农民工已近2.3亿，他们大多工作生活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然而在这些地区，他们确实不折不扣的异乡人和边缘人，使他们打造了中国“世界制造”的全球地位，是他们为沿海发达地区创造了海量的GDP，是他们使沿海发达地区慢慢走进了现代化的门槛。
　　可是，他们在发达地区却没有让其自豪的身份，他们或被贬称为“走鬼”，或被戏谑为“打工仔”、“打工妹”，或被传统地蔑称为“乡下人”。在沿海城市官方的报道和公文中，述及人均GDP时，外来人口是屏蔽在外的。在此语境下，打工者的工资是最低的，工作待遇是没有保障的，他们的子女因为户籍的限制更无法随他们入托入学。于是，年年春运，变成了打工者从南往北集体迁徙的社会风俗剧。只是，这场一年一度的剧情中，人们丝毫看不到喜剧的成分，而始终充溢着悲戚的色彩。不是打工者一定要扎堆像候鸟那样返乡，而是户籍制度的屏障逼迫他们离开冷漠的发达城市。
　　越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户籍制度的桎梏越顽固。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大学毕业生要在这些城市谋得落户身份，动辄要花上数万元。经济上的现代化和户籍管理上的特权化，形成了极端鲜明的对比，成为中国社会难以抚平的痛。
　　故而，发达地区、首善之地应该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急先锋。发达地区和城市不再有封闭的围城心理，主动改革户籍制度，而且改的步子更大更快一些，才会收获户籍改革的真正成果。世界大都市的经验表明，敞开心扉不仅不会导致人满为患的城市治理难题，反而会升华城市的人文品质。
　　可见，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不是人手发一张居住证那么简单，而是要实现真正的城乡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