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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西:中国经济要从重速度转到重质量
2009-12-08   作者:作者:本报记者 方烨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一旦情况好转,就应当取消不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急措施。
    ·希望中国一下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还不可能,因此,过度解读消费太低很危险。
    ·中长期发展思路和目标在实际执行中缺乏约束力,关键在于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有人说市场经济有问题,还是计划经济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别忘了,集中力量办蠢事损失也不小。
    ·我国将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发展,要对我们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给予与外资、国有企业一样的支持。

 作者简介

  李晓西,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学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8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作为访问学者近一年,198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2001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李晓西教授从事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宏观经济,重点研究方向是价格与通货膨胀以及引进外资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学术专有《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等多部;合著有《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市场经济概论》等。20年来,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全国性学术论文奖有15篇。突出的成果是八十年代中期围绕市场化改革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公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之一。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63期日前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发表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下看五化”的主题演讲。
  他表示,中央及时有效地采取了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已经成功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第一轮冲击。不过也要看到:一方面,之前的调控措施以救急为主,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面临许多的问题。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应着手进行从重速度到重质量的转型,尽快实现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目标。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希望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

  对当前形势的三点思考

  李晓西说,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三方面的思考值得关注。
    首先,是应急管理和正常管理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时候,中国政府实施了一揽子的经济调控。其中有些政策措施,行政化力量很强。比如说4万亿的国家投资。这么搞行不行,是不是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成了问题。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理解的东西,应急管理和正常管理是不一样的。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对此不必过于担心。有些措施虽然强化了行政干预,但为救急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要把应对危机的必要干预与过分干预区分开来,不能因为欧美国家加强政府干预,就误认为我国也要全面加强行政干预。
  当前,一些地方有过度强化行政力量的倾向,如在增加信贷以支持投资中,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部分的信贷资金,实际上是国家背景的银行与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推动着各个投资项目。这固然有拉动经济的一面,但其风险不可低估,其可持续性也大可怀疑。同时还应当强调,一旦情况好转,就应当取消不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急措施。
  第二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关系。
  中国当前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出口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因此现在国际上形成一种说法,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由于中国人不花钱买东西,美国人太花钱买东西,美国的高储蓄和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共同导致了当前的经济危机。虽然这种理解显得很牵强,但是有必要明确,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靠内需拉动还是要靠内外需双轮驱动?我感觉,我们在解读提高内需上,要悠着点。提高我们的消费需求好不好?好,近十一二年,我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十几个点,但是它有很多客观性。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毕竟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阶段投资多了一点,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希望一下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也不可能。现在过度解读消费太低很危险。我参加一些会议发现,我们过度解读,别人就说,因为你消费不高,因此出口过多,造成了美国不平衡,最后把中国和美国的储蓄一联系,中国就成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了。过分解读,也给外国人搞贸易保护提供口实,外国人说,中国人自己都说要搞内需了,因为你自己说出口太多了,你凭什么还搞出口。中国还是内外需两个轮子都要动,外需如果转回来都变成内需,需要有190%的供给,国内也承受不了。
  第三,要把短期应对举措与中长期发展和改革思路结合起来。
  中长期是短期发展的未来,对未来的判断必然会影响现在的选择。因此,主动、提前搞好衔接,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不走或少走弯路。比如,我们不能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就否定经济全球化,进而怀疑我国今后还要不要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虽然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有利有弊,但我们只能努力趋利避害、争取多利少弊,而不能放弃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更不能动摇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中长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把短期与中长期结合起来,也有利于把发展与改革结合起来。比如,有人认为扩大政府投资会强化旧体制、强化行政干预,因此反对这样做。但扩大政府投资,对于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必需的。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益、扩大消费需求都很重要,但需要在加大投资力度、遏制经济下滑、恢复市场信心的过程中推进。正如要治急病,必须先打止痛针、稳定病情,然后才是调理身体、消除病根。当然,在扩大投资效果初显、经济企稳回升的情况下,对投资方向与效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需要适时完善政策、深化改革。
  中长期涉及对未来市场发展潜力的判断,把短期与中长期结合起来,还有利于促进下一步市场供求达到均衡。比如,调整经济结构非常重要,事关我国经济今后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但如何调整结构,则是需要把短期、中期、长期结合起来考虑的系统性问题。有些结构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以政府为主来调整;有些结构如产业结构,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运用市场的力量,让企业自主判断、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此外,从中长期看,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找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从短期看,则不能忽视就业问题,不能因为强调升级换代而大量关闭中小企业。处理好这样的问题,显然需要从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角度来考虑。
  在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中应重点考虑如何制定好短期政策措施。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重要的是先走好当前的一步。正确的做法是:具有中长期的眼光,迈出当前的步伐。只讲中长期,而没有当前的选择,那就是空谈。反之,如果当前的举措与中长期目标矛盾很大,就必须及时加以调整,不能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当然,中长期判断对当前政策制定的影响很复杂,在有些方面影响可能很大,在有些方面影响可能就小些。还是那句老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化。
  贯穿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已达成共识的中长期发展思路和目标,在实际执行中却缺乏约束力。比如,我们强调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些地方往往不是这样做的,而是仍然沉湎于片面追求GDP。这是为什么?关键在于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应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判断政府是否缺位、越位、错位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机会就具体事件表达意见。比如,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就会受到极大制约。这就是说,如果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我们关心的那些中长期问题就会得到较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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