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年里，中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提高非常快，这意味着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在减小。

　　●中国能做的就是让产业尽量留在国内，防止“无就业复苏”。

　　●中国的教育仍然与先进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提高教育水平，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提高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从性价比上保持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4月23日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作了题为“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及对策”的主题演讲。蔡昉在演讲中表示，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经济恢复中要防止无就业复苏的危险。解决目前的困难，政府应有所作为，着力降低自然失业率。

　　失业率可能再涨一个点

　　蔡昉说，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下所遭遇的GDP的损失，其实并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就业的损失上面很可能会更大一些。从数据来看，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3年开始，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但是到了去年，从4%的水平一下提高到4.2%，今年第一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3%，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状况从去年起开始变坏，而且今年一季度还在继续。
　　再看更通用的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曾经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的7.6%，但是从2002年开始下降，一直降到了2007年的5%左右，但是2008年又上升了，据推算大概比2007年涨了一个百分点。今年假如像去年一样，城镇调查失业率再涨一个百分点，就超过了7%，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次于2000年的失业比较严重的一年。
　　自然失业率也在上升，而且表现出顺周期现象。据蔡昉介绍，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周期因素导致的，失业也有自然失业，包括结构性的失业和摩擦性的失业。在很长的时间里头，中国的失业率中最主要的部分，大概超过70%的因素是自然失业率，它和GDP增长速度、和经济周期无关。但是，从去年开始的这一次失业率的提高，完全是周期现象，也就是说是中国实体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失业。“从目前的经济指标来看，尽管稍微有一点点回暖的迹象，但是还很难看到有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对中国今年的就业仍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上。蔡昉说，农民工这一次是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主要群体。过去，城市经济不景气时，这些人就回到农业接着务农，农业被作为劳动力的一个蓄水池。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首先，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非常快，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非常快，这意味着许多农民工回去以后也没有太多的活可以做。其次，土地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调整，如二轮承包，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已经没有土地了。据调查，农民工当中至少1000万人是没有土地的。此外，今天的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他们从来没务过农，他们也干不了农业，也不想干农业。

　　防止无就业的经济复苏

　　“现在政府努力保增长，许多人预期，经济增长恢复了，那么很自然的，失业率就会下降，就业就会得到恢复。但是我也有一个担心，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叫做无就业的经济复苏。”蔡昉说。
　　据他介绍，2月下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预计，美国经济今年下半年就会开始恢复，但是失业会仍然保持很高的状态。这是美国特有的一个病症，叫做“无就业的复苏”。这在美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91年、1992年，那个时候美国经济衰退，随后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失业率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几个月。到2001年、2002年的时候，美国又有一次经济衰退，然后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失业率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次持续了大概29个月。按照伯南克的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明年经济就可望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增长速度，但是接下来还会是“无就业的复苏”继续。
　　“无就业复苏”是怎么造成的？蔡昉认为，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他说，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要考虑生存，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会选择多用一些机器替代人工，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当企业的这种行为转变成一个产业的行为的时候，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产业就要转移到海外去。产业调整之后，已有的劳动者和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劳动力需求不匹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失业现象就会增多。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可能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沿海地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产业，这些企业有一部分已经开始采用机器、资本替代人工劳动。
　　“有人说，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了，很自然要转向别国，劳动力更便宜的那些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甚至孟加拉。如果说这两件事情都普遍发生了的话，那么，GDP增长就是恢复了，就业的压力也不会减弱。因此，我们说，中国也要防止‘无就业复苏’。”他说。中国能做的就是让产业尽量留在国内，较好的办法就是让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各地区转移，从东部转向中西部。

　　青年失业率高是常态

　　蔡昉说，中国每年新增就业2000多万，基本上都是青年人，总的来看，新增就业问题是青年就业的问题。但是，青年失业率高本来也是常态，其他国家这样，我们国家也是这样。
　　为了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用2005年数据来看：城镇平均失业率是5.16%，24岁以下劳动力的失业率则高达9.5%；从农村来看，所有人的失业率综合算下来还不到1%，但是24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4%。从文化水平来看，随着学历的提高，有失业率提高的趋势。文盲的失业率只有3.3%，小学毕业人群的失业率有5.9%，上完初中就达到了7.7%，上完高中就达到了13%，上了大专的达到最高的失业率是13.4%，上本科以后低了一点，大概11.9%，读了研究生和博士，失业率降到了10.4%。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保留工资的存在。所谓保留工资，就是一个劳动者去找工作的时候，不管他制定没制定计划，实际上脑子里面都有一个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上越是脆弱的群体，越是没有竞争力的群体，他的保留工资通常也是最低的，文盲的失业率低，就是因为他最容易接受企业提供的工作。然而随着学历的提高，保留工资也随之提高。
　　但是蔡昉明确表示，不赞成通过降低教育去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教育仍然与先进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提高教育水平，哪怕仅仅就提高到高中水平，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收益。据他研究，如果把现在中国企业职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到高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可以提高24%。同时，城市的劳动力报酬可以提高17%，农村的劳动力报酬可以提高21%，从而以性价比保持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提高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蔡昉说，经济危机时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好时期。由于不好找工作，人们可能愿意多读一些书。美国人力资源的雄厚基础就主要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打下的。接下来在二战之后，又有1200万退伍军人，于是政府通过了一个退伍军人保障法案，帮助800多万退伍军人上了大学。这是构成美国此后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促进就业政府应有所作为

　　当前我国就业压力比较大，蔡昉表示，在解决就业的问题上，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他说，过去，我们保GDP增长，但是GDP和就业不同步。我们过去有过这样的经验，1998年以后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投资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但在就业的带动上没有取得好效果。当前政府提出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如果按照现行的结构投资，可以创造4765万就业岗位，相当于当前全部非农产业就业的10.5%；但是如果按照最大化就业方案投资，则可以创造8321万的就业岗位，相当于目前非农产业就业的18%。
　　政府应该如何促进就业？蔡昉说，这首先要从政府目标的优先程度说起。在美国，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当中取得崇高地位是在1946年，当年通过的就业法案第一次明确地把联邦政府的责任界定为：第一最大化就业，第二最大化产出，第三最大化购买力。但是由于后来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1978年美国政府又通过了一个“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案”，把就业的重要性降低了。
　　现在，中国政府遵循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与1978美国充分就业法是一样的，目标很多但是顾此失彼，不能说它是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概念。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受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干扰。
　　蔡昉呼吁，现在政府工作目标应该更加关注就业，宏观经济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产业政策也好，都应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当前中国面临的周期性失业问题。同时，由于自然失业包括摩擦性的失业和结构性的失业，都与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相关，如果政府能够顺应劳动力市场要求，提供好的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包括中介等等，也就可以降低自然失业率。
　　蔡昉说，“如果我们能够作好劳动力市场，做好就业服务，我们从自然失业率中找回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也不是不可能的。2008年社会各界非常关注《劳动合同法》，其实当时还和它一起出台了一部《就业促进法》，作用就是通过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明确政府的责任和各个方面能够有利于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措施，这部法案我们现在更应该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简介

　　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员。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年以来，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并任研究室主任，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口学系主任，199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200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

　　[背景链接]未来就业形势展望

　　未来中国的就业形势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走势变化。目前来看，金融危机是一个周期性冲击，对2009年的城镇就业形势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这种就业压力不仅来自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就业岗位减少，而且还来自新增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在不利外部环境下，城镇就业形势也面临着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等一系列有利因素。为了促进城镇就业形势向积极方面转化，我们需要在树立战胜金融危机信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政策因素去消除不利的外部环境影响，通过经济复苏拉动就业增长。
　　农民工提前返乡数量相当于就业岗位减少的数量。长期以来，农业部门扮演就业蓄水池角色，一旦遇到严峻的城市就业形势，农村劳动力就通过返乡务农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在新的形势下，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是构成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如果按70%的农民工依然外出，那么，粗略地估计农民工的就业岗位缺口接近1400万左右。
　　城镇的新增劳动力数量非常庞大。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大约有830万，2009年大中专学校毕业生数量有610万人，加上去年尚未落实就业的150多万，城镇本身需要解决就业的人数将达到1500多万人。不考虑就业岗位继续减少的情况，大约需要新增将近3000多万个就业岗位，才能解决全部就业问题。然而，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每年大约900多万，显然不能满足劳动者的就业需求。(据《光明日报》)

　　[背景链接]姚景源：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就业形势

　　在第七届中国百货业高峰论坛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中国就业压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国家16-65岁的这一档的劳动年龄人口有多少，明年全国要进行人口普查，准确数得明年出来，2004年的数是9.09亿，这是什么概念？全世界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大国，人口总数加在一起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还少3个亿，这就是中国的就业压力，我们考虑任何事情都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有时候我们会说一些行业附加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不能仅看这个，还要看吸纳劳动力，我不赞成不少城市，包括北京搞公共汽车无人售票，一个汽车增加两个售票员还能增加两个就业岗位。(据新浪网)

　　[背景链接]国家统计局局长：5万-6万企业歇业7万企业新开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南部地区的影响是：确实有五六万户企业歇业，但同时新开办的企业有7万多家。”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第二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上表示。
　　此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曾发布统计数据称，全国今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
　　至于如何看待企业减产、半停产的情况，马建堂昨日指出，企业出现困难会影响就业形势，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下行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竞争力不强、主业不突出的企业开始减产、停产、半停产。这也是结构调整方面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恰恰是我们国家多年来要推动实现的。”马建堂说。(据《第一财经日报》)

　　专家点评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白重恩：蔡教授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做了一个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观点，比如说他用了非常实在的数据告诉我们，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没有丧失，尽管工资在增加，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把工资和它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看的情况下，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没有丧失。他还告诉我们，当我们经济增长波动的时候，正式部门的就业反映比较敏感，但是非正式部门反映就不那么敏感，在经济周期比较低迷的时候，正式部门的就业就比较低迷，但从正式部门失业的劳动力被非正式部门吸收了，非正式部门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说明劳动力市场中非正式部门的灵活性，确实对我们创造就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场答问

　　●提问：我们在分析结构性失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教育系统是行政垄断，而现在的就业市场基本上已经开放了，就业的信息，就业的需求得不到教育市场的支持，导致结构性失业。这样的话，研究是不是应再扩展到教育培训这一块？

　　●蔡昉：教育是生产人力资本的部门，教育能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就成为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内容。目前国务院正在制定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这里面也涉及一些目标。全国人大也在审议教育部长周济做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报告，积极发展职业教育，适应对劳动力市场需要。比如我们界定一个总体的目标，在第二年以后就逐渐使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超过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接下来使高等职业教育逐渐和普通高等教育总量持平。所有这些都是尝试着让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更加衔接。

　　●提问：刚才提到“无就业复苏”，不知道伯南克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有没有提出一些政治性解决的措施，您也提到美国有几次都出现无就业的复苏，那么是不是就业本身就是滞后于经济复苏的，而政府对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蔡昉：首先，就业复苏滞后于GDP复苏，不是历来如此，美国也是1991年第一次出现。其次，用机器人替代自然人，把产业转移到海外等，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美国人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比如说投资上的保护主义等，都是着眼于它的就业，因此也可以看做是防止“无就业复苏”的措施。

　　在中国，我们可以倡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承接。其实这个工作已经在做。此次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表现比沿海地区要好，尤其是中部地区表现很好。

　　●提问：刚才您提到作为经济危机有一个好的方面，可以实现创造性的毁灭或者强制性的淘汰，但是我们看到，从短期的目标来讲，需要保就业，所以包括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虽然有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可是我们也仍然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剩余的劳动力，包括像技术创新这一块，可能也要让位于就业，这个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怎么权衡？现在也有一些两高项目得到了审批，高污染和高能耗，请问您怎么看？

　　●蔡昉：我们知道，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所带动的就业不是很多的，上这样的项目纯粹是为GDP而GDP，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项目。另一方面我们的产业升级如何和我们最大化就业有效地连接起来，其实有的时候这是难题，但是这个难题在纯粹的政府不太干预的经济中也不难，因为你之所以要产业升级是因为你的资源禀赋变了，你的劳动力不再丰富了，不再无偿供给了，也不再便宜了，很自然你的产业升级被你的资源禀赋结构变化了，但是我们政府干预太多，各种各样的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地方政策作用太强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也看不清趋势，或者说生产要素价格被扭曲了，但是也有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中国有东中西，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必然的，但是它所置换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并不是必然到印度去，也可以到中部去，中部相当于原来没有工业或者只有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是它的产业升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巨大的地区差距和资源禀赋结构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在沿海地区升级，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承接三者的统一解决这个问题，又兼顾就业又兼顾到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