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影响或制约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矛盾逐渐突出，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不相适应。因而，从中央政府到经济专家，几次三番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放到显著位置。笔者以为，调整结构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不是靠“自觉”，也不是仅靠政府推动就能完成。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让危机“逼”出来的，是一种痛苦的、需要有重大牺牲和损失的消长，是一种对现有利益格局形成巨大冲击的重组。而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则是和鼓励政策有关，和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有关。
　　回顾这些年来的调整，我们发现，政府比企业积极，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积极，行政手段或“类行政手段”比市场行为积极，从早期的“砸锭”，到关闭“五小”，从合并钢厂，到关停小电厂、重组煤矿，几乎都是如此——这似乎与市场基本规律不太相符——本来，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要优胜劣汰，企业应该是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承担者，但是，这一基本要求为何在中国却屡屡“失灵”呢？
　　首先，中国经济运行主体中政府的分量依然过重，特别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资源的掌控还是项目的取舍上，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发言权，也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产业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企业利益，甚至是企业的“没顶之灾”。于是，调整匆匆了事，转型根本不会触及。如果影响GDP降幅过大，地方政府就会主动对调整刹车，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企业也看透了地方政府的奥妙，对调整多是应付。很少看到中国企业主动转型，而是想尽办法“熬”过调整，重新膨胀。
　　其次，由于价格杠杆等市场手段的不完全、不彻底，导致某些重要产品的信号失灵，对企业产生的调整压力不足，甚至产生相反的信息指引。比如，能源价格扭曲，资源价格过低，造成中国大量高耗能产业“蓬勃发展”，许多资源消耗型产品大行其道——实际上，中国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不少出口产品实际上是“中国补贴世界”。但在表面上，由于内需和外贸都显示了充足的“需求”，因而这类产业调整压力被蒙蔽，转型要求被忽略。
　　当然，也要看到，在尚属“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对于诸多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品牌效应的产品，尚有较大的需求，特别是在市场过热、发展速度过快、增长手段过于粗放的情况下，调整的要求往往被压制，限产、停产的压力常常“无疾而终”，甚至被新一轮的扩张所取代。这也让企业产生了不愿调整的情绪。
　　调整与转型总体上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是短时间内不见政绩、甚至只见“败绩”的事。纵观世界经济史，世界各国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也都是在危机时不得不进行的“无奈之举”，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产品滞销等等在所难免。调整或转型，首先需要正确面对危机，面对增速下降，面对企业困难甚至破产。或者说，调整转型动力主要是逼出来的。另一方面，要对新兴产业大力支持，对创业精神大力支持，对创新创意大力支持。以新代旧，转型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