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危机一年来取得的积极成效，令中国式增长模式再度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与经济下滑虽然企稳但复苏动力严重不足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旺盛的内需市场和丰厚的外汇储备家底，让他们羡慕不已。
然而，国人并没有因此而自满自足。民间舆论纷纷议论，为什么经济数据的“好看”与民众实际生活感受相差如此之远？统计公报中的CPI至今未能“转正”，为什么人们感觉不到生活费用的下降？以致有人不无偏激地质疑，统计数据中的中国，到底是不是自己生活的国家？
归根结底，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暴露并放大了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一些原本被掩盖或忽略的矛盾，在危机的冲击下骤然激化。凡此种种，向中国经济发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的信号：转型发展。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实现量的急剧扩张的同时，造成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恶性循环，可谓“快而不好”。而且，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其负面效应愈加显现。在一些地方则表现得尤为突出：环境污染、效率低下、能源资源供应不足、人们实际生活质量下降……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2004年至2008年，中国的平均值已达到5.61，其中2008年高达7.58，已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水平。
危机和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不可持续。金融危机和随之蔓延开来的经济萧条，使得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急剧萎缩，由此连带我国外贸出口大幅下降，其结果，一方面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严重危及了数千万农民工就业及其家庭生计。
对后危机时代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探索表明，我国多年来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在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一二三产业之间、外需与内需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不均衡，既不可避免，亦有其“合理性”。但是，时至今日，这种非均衡格局的“不合理性”已经越来越突出。比如，投资与消费继续失衡，势必使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成为引发未来危机的“地雷”。又如，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失衡，不仅影响了区域间产业链的合理布局和全国统一市场的良性循环，甚至可能危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由此可见，危机，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其积极意义在于，让我们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空前的危机感，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空前的紧迫感。而转型发展的实质，就是要紧扣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真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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